数字治理，不是数字和治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之间的融合转型。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数字治理正在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中，数字治理能发挥什么作用？“动态清零”对城市数字化转型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
“动态清零”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如何理解“动态清零”的？
郑磊：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动态”指的是一种有进有出的状态和过程。打个比方，就像那道“水箱放水”的数学题，在无法关闭水阀的情况下，会有新的进水，要允许水箱在某一时段存有积水，关键是要减少进水量，加大排水能力，控制积水规模。“动态清零”也是类似的道理，不是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完全没有病例，也不是一次性清零，而是“进了水，就排水”，防止大规模的病例“积水”溢出水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实现“动态清零”，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郑磊：首先要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感受，引起质疑和抱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对关系。
一是空间。比如，现在所作的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划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动态更新，目的是让能够动的人先动起来，让能够动的人尽可能多一些，同时让暂时不适合动的人保持静态。一些区在此基础上还在做进一步探索，比如尝试在大型居民区中做“软分隔”，通过原有小区道路、绿化带等自然分隔，将涉疫楼栋及附近居民楼根据实地情况“打包”成更小的封控区进行严格管理，同时，将小区内的其他区域划为管控区或防范区，进行适度放开。类似探索体现了分级分类、有静有动的差异化管理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人与物。在人保持相对静止的时候，物资流（食物、药物、必需品）必须要动起来。现在强调加强保供，打通“最后一百米”，都体现了这一思路。
三是大多数人与少数人。在大多数人保持静态时，要照顾好少数特殊群体（老、病、残、孕、幼等），他们合理的就医生活需求要得到保障。此外，保供人员、医护人员、城市运行保障人员等，要满足其必要的流动需求，只有他们动起来，大多数人才能更安心、安全地静下来。
其次，要处理好“清”与“封”的关系。“清”不等于“封”，尤其不等于“封死”。“清”的目的是为了尽早恢复常态，让城市恢复生气，让人民过上正常的生活。
第三，要处理好“零”与“一”的关系。“零”指的是病毒，“一”指的是人，我们要清的是病毒而不是得病的人。要尊重阳性病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活保障，保护隐私，反对歧视，让他们康复后尽早回归社区。
第四，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保障市民健康安全的前提下，要让市场流动起来，让社会力量发挥出来，形成多方参与协同应急的机制。
从根本上说，处理好上述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要实现整体性的数字化转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疫情防控中，“数字治理”能发挥什么作用？
郑磊：数字治理，我们有时简称为“数治”，它不是数字和治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之间的融合转型，既需要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的赋能，更需要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创新。“数治”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数据分析为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提供支撑，而政策的执行效果也需要及时通过数据来反馈和检验。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关于数字治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让数据多跑腿”。在此次疫情中，您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郑磊：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此次疫情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具体单个条线内的数字化可能做得较好，但是在横向部门间的数据实时共享和动态协同上，有些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打通。从纵向上说，数据在层级间的动态流动也还不充分，有些数据上面掌握了，下面却不知道，所以会有居民抱怨居委会“一问三不知”。因此，数据要更多向基层赋能，相关信息应及时告知社区和个人，让数据上下流动起来。
要而言之，要实现整体性的数字化转型，而不是一个点、线、面上的局部转型，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数字化的力量。
加强基层的数字化建设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对于数字化在防疫中的应用，您有什么建议吗？
郑磊：防疫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总动员，因此要加强最接近老百姓的基层的数字化建设。比如，现在不少居委都在小区里建了微信群，但是很多时候，发的都是截屏或者文字通知，而不是实时在线文档。什么是实时在线文档？现在很多小区团购中用的“接龙”和网络上流转过的“物资互助文档”就是一种实时在线文档，它能够动态反映需求，随时修改增减，多人协同，一目了然。如果要统计相关情况，比如排摸高龄独居老人，或者对保供需求进行统计时，类似应用就比一个个楼组上报要更方便、更快速，也更准确。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为什么有些已经足够成熟的数字技术，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并发挥作用？
郑磊：数字化转型并不等同于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拥有了数字技术，数字基建全都完成了，也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实现了数字化转型，还要看制度和规则的转型是否跟上了技术变革的步伐，推动转型的制度保障是否力度足够、是否根基稳固。数字赋能不等于数字万能，真正要实现转型还需要其他一些关键能力，比如，组织做好准备了吗？管理理念跟上了吗？法律规则体系健全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要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不能只靠数字技术的单维度赋能，还需要多维度的、特别是非技术因素的全方位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