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忠: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百年变迁的历史逻辑

作者:郑长忠摄影: 视频: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2022年4月28日发布时间:2022-04-29

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而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推动文明转型、构建现代文明。要实现民族复兴和文明转型,就需要有一种核心力量来领导和组织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推动和支撑文明转型和现代文明建构的任务。经过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这一使命。

青年最具创新、最富生机、最少保守,为了充分发挥青年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锋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就着手建立了中国共青团。从此以后,中国共青团就成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发挥着引领、教育、组织、动员青年的作用。文明转型不仅意味着文明形态各要素发生了变化,而且整体文明形态都发生了迭代,同时人的生存形态发生着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在每个阶段和每个时期,有效组织人民的方式和形态将因此而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要在民族复兴的每个历史阶段能够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样必须根据这一变化而推动自身组织形态的变迁。究其根本,中国共青团的组织形态变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不断适应文明形态发展过程中各个要素和整体形态的变化进行调整的,使之与文明各要素间形成有机互动,从而为中国青年充分发挥先锋力量作用而创造良好的关系空间。

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将实现现代化,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青团也同样必须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以史为鉴,才能更好面向未来。为了更好推进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现代化,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既往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把握规律。2022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对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逻辑进行研究,以期为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现代化提供一些理论思考和历史借鉴。


一、现代文明形态发展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一个考察视角

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应该从一个怎样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共青团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明体,其兴衰与其文明形态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百年来的奋斗实际上就是通过推动文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青团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领导青年而建立的组织,中国共青团同样围绕上述使命而展开工作,在此过程中推动自身发展。因此,整体性把握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内在逻辑,就必须从文明形态角度入手。


1.文明形态、生存形态与组织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了人的理性,在理性的指导下形成了日益丰富的实践成果。这些在人的理性指导下形成的实践成果,我们就称之为文明要素。随着国家的出现,人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有效统治和管理,从而使更多的理性成果能够得到聚合,同时长期以来所累积的文明要素也有了更好整合的组织基础,并在国家力量推动下实现了整体跃升,于是作为整体形态的文明得以诞生,整个人类社会也进入文明阶段。由此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也不断发展,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生存形态就是以这些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人的生存形态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在不同阶段之中,人的生存形态存在着较大差异。基于这一差异,马克思曾经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划分为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意味着在不同文明形态中,存在着不同的人的生存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生产处于基础性的决定地位。而生产包含有物质生产和人的自我生产。然而,不论是哪一类生产都需要根据生产要求,将人和生产资料有效组织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社会进行组织。然而,在不同文明形态下,基于生产力水平以及包含生产关系在内的人的生存形态的差异,不论是对生产过程的组织还是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其组织形态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具体参与组织的组织载体也必须根据这一要求而来设计和建设自身组织形态,并随着文明形态发展以及人的生存形态变迁而演进。


2.现代文明生成、中国青年发展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

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阶段并至今从未中断过自身文明发展的唯一文明体。在古代和古典时期,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在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冲击之下,中国古典文明开始崩溃,中华民族也随之衰落。经过惨痛的打击和深刻的反思,中华民族深刻意识到,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推动文明形态转型,构建现代文明形态。同时在古典文明崩溃过程中,现代文明要素开始生成。正是在世界浪潮和民族觉醒共同作用下,现代文明形态开始在中国得以生成与发展。

中华文明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是一次整体性的迭代性转型,既包括人的生存形态的转型,也包括人的组织方式的转型,还包括支撑文明和建构文明的力量和手段的转型。中华文明在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从阶级的角度来看,生成了代表现代文明主体力量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群体角度看还生成了青年群体。作为组织方式,在文明转型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政党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组织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经过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力量,成为支撑文明转型和建构现代文明的核心领导力量。为了有效领导、组织和动员在文明转型中生成的最具革命、创新和活力的青年群体,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创建了中国共青团。从此以后,中国共青团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专门团结带领中国青年的组织化力量,参与了文明形态转型和现代文明建构的伟大进程,从而为中国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锋力量而发挥作用奠定了组织基础,并随着文明转型和发展,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创新和发展。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影响因素与逻辑关系

中国共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有效团结带领中国青年参与文明形态转型和现代文明形态建构为主要任务的组织化力量。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之所以要推动其组织形态创新和发展,就是为了适应每个时期历史任务和具体条件的变化,从而更好履行其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由文明形态变迁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和逻辑机制所决定,同时受青年生存形态变化影响。

对于文明形态来说,包含有主体要素、机制要素和内容要素。这些要素在不同文明形态条件和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文明形态转型和现代文明形态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推动这些文明要素的转换及其新的内容和内涵生成的过程。整体来说,在古典传统的文明形态条件下,整体社会分化不足,文明形态结构和要素丰富度不够,而现代文明形态刚好相反。文明转型和现代文明形态建构就是这些日趋丰富的文明要素不断生成的过程,从而成为影响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因素和力量。为此,我们首先将现代文明形态条件下的文明结构要素作一简单介绍。

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人类的发展和秩序的有效获得,就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文明成果来支撑,为此文明就分化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各个子系统。而这些文明内容要能够得以生成、发展和运行,需要通过相应的主体要素来组织和推动,在现代条件下这些主体要素就包括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而要让上述文明形态的内容要素和主体要素能够有效联系起来、形成有机互动就需要有相应机制来保障,这些机制包括价值、制度和组织。在文明形态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及现代文明形态发展过程中,这些要素内容,不论是数量还是内涵都发生着变化。

作为百年组织,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就是在上述文明结构要素的变迁过程中受其影响而发生变迁的。同时,共青团组织形态受到了青年生存形态影响。因此,从理论和逻辑上,我们可以认为,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更好履行和完成其使命和任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根据青年生存形态的变迁,在文明形态的内容要素、主体要素和机制要素变化的影响下而进行创新和发展的结果。


二、古典文明崩溃、现代文明出现与中国共青团诞生

任何组织都是在相应逻辑推动下而诞生的,初始的生成逻辑对组织功能和结构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共青团是在中华文明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以及现代文明形态建构过程中诞生的,也存在着相应的生成逻辑。这些推动中国共青团诞生的逻辑,既决定了中国共青团初始的组织功能和组织形态,也对中国共青团后来百年发展产生着基础影响。


1.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共产主义运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成就及其重大经验时指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华文明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以及建构现代文明取得成功,并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在于我们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现代文明构建的方式,也不是坚持单一的逻辑路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化发展逻辑和共产主义运动逻辑有机统一,从而使我们能够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

坚持中华文明历史逻辑,使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能够保持文明的主体性,保证了民族整体性和国家建构的集体主义逻辑。坚持现代化发展逻辑,使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能够积极吸收人类社会现代文明成果,使社会活力得以喷发。坚持共产主义运动逻辑,使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人民的主体性和社会的发展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获得实现。因此,坚持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化发展逻辑和共产主义运动逻辑的有机统一,既保证了中华文明转型的有序性,又实现了现代文明建构的有效性,从而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构建了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三个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规定了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生成与建构的内在逻辑,从而成为决定中国共青团及其组织形态发展的根本逻辑,是我们考察其变迁的基本视角。


2.古典文明崩溃、现代文明出现与中国青年生成

从秦朝开始,中国形成了以皇帝为领导核心、以文官为主导力量、以郡县制为制度安排、以常备军为武装支持以及以家庭为社会基础的古典文明形态。作为国家公共权力代表的王朝,成为组织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成为组织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力量。王朝力量和家庭力量的合作,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组织。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家庭成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单元,社会成员都被组织在家庭之中,而家庭是由家长作为微观权力的代表,对内管理生产和生活,对外参与社会和政治。在古典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年轻人不论是在社会之中还是在家庭之内,都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从而依附于家庭共同体,因此,只存在着年龄和生理意义上的后生的年轻人,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尚未形成具有相对自主权的青年群体。

鸦片战争之后,在回应现代化浪潮冲击过程中,中华文明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开始发生变化,开启了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程。从清朝后期开始,现代工厂和现代学校的出现,吸纳了相当一批年轻人参与。于是,被组织在工厂和学校中的青年人,就脱离了传统家庭共同体,进入新的现代共同体之中,从而形成具有共同年龄结构、共同利益诉求和共同生存形态的群体。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意义上的青年人,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被建构出来。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巴黎和会的耻辱,首先刺激了北京青年学生,随后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1919年的五四运动,唤醒了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从此以后,对中国青年来说,青年概念不仅具有生理性和社会性意义上的内涵,而且拥有了政治性意义的内涵,中国青年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至此,作为完整意义的中国青年的所有内涵全部生成。


3.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与中国青年发展

在古典文明条件下,封建王朝是组织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再加上民国之后尚未形成有效的主导性组织化力量,以及帝国主义和军阀力量的破坏,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为了有效组织社会和建立国家,现代政党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人民推动文明形态转型以及构建现代文明以完成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要践行使命和完成任务,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提出政治纲领,给人民以方向;另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华文明建构的特点,提供组织基础,给人民以组织。青年人最具革命、创新和活力,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青年群体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因此,能否实现对青年的有效领导和组织,关系革命成功和民族复兴。为了有效领导和组织青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同时着手筹建青年团。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中国共青团的正式成立(中国共青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呼存在着差异,因此,在文中涉及整体和一般意义时我们都用中国共青团来称谓,具体涉及某一时期的某一事件时我们按照当时的称谓)。

中国共青团的建立,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青年有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从此中国共青团就成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和重要助手;另一方面使中国青年拥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共青团引领、教育、组织、动员和协调下,中国青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国青年发展有了组织基础。为此,中国共青团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以及中国青年的政治组织。


4.诞生逻辑与初始形态: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

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所谓组织形态,就是指其为了实现目标和功能,在一定价值指引下,在实践中形成的,并通过相应制度机制和组织结构确定下来的,组织内外的各主体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和合作关系的系统。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领导组织和动员青年而建立的政治组织,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共青团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形态。其中,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中国青年(简称党组织-团组织-青年),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中的中轴性权力关系(简称中轴关系)对共青团组织形态中的其他关系以及其变迁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应地,中国共青团的建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织的青年共产国际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在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决议,决定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之一。青年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在组织上保持相对独立,这就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间关系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不过青年团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是明确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体系,为组织团员和青年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意味着作为中国共青团的政治性价值导向和中轴性权力关系开始生成,意味着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基本确立,从此中国共青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的重要助手。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现代文明形态选择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扫清各类反动势力,为构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形态奠定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作为主体要素的政党、国家和社会,不论是各要素具体内容和性质,还是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整体形态都处于快速变化状态。同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际力量深刻影响着我国文明形态的建构。这些变化的逻辑和力量,同样对作为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中国共青团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对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产生着整体性影响,并在推动变迁过程中走向定型。


1.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很快被封建主义残余代表的军阀力量所窃取。而军阀力量与帝国主义勾结,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地。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力量,多次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有效组织方式以及没有唤醒人民大众,革命不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在政治上充分发动了人民群众,在军事上开启了北伐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共青团引领、组织、动员和协调下,青年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青年也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青年在全国范围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推动青年投身大革命过程中,中国共青团探索了引领、组织、动员和协调青年的有效方式,建立了大范围的组织联系网络,并且发展壮大了团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推动了自身组织结构的发展。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与国民党组织以及其青年工作力量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广泛参与了社会改造工作。

由此,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中国青年为中轴关系,以中国共青团与国民党及其青年工作力量以及其他青年组织关系为外延关系的组织形态。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国民党背叛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在城市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团员数量严重锐减。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以及土地革命开启,除了坚持城市和白区工作之外,党团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农村苏区以及红军部队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从而使红色苏区成为未来国家的雏形。

在苏区中,中国共青团开始与苏维埃政权产生了联系,推动政权力量维护青年权益,推动青年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在红军中,共青团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青年战士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并协助做好扩红以及参战。同时,在根据地,共青团直接领导少先队工作,与儿童团等一大批青少年组织和机构建立相应关系,广泛地把根据地的青少年团结和组织起来。

由此,在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关系结构从大革命时期的中轴-内部-外延结构向中轴-体制-内部-垂直-外延结构发展,使共青团开始全面与政党、国家、社会等建立了相应联系。其中,党组织-团组织-青年的中轴关系不变。体制关系指的是共青团在国家政治和政权体制空间内的权力关系和地位,内部关系指的是共青团组织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与团员之间的关系,垂直关系指的是共青团直接领导少先队的关系,外延关系指的是共青团与其他青年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共青团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以及当时中心工作的军事领域。

这就意味着,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根据地,共青团组织形态形成了以党组织-团组织-青年中轴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团组织-青年体制关系为保障、以团组织-团员内部关系为基础、以团组织-少先队垂直关系为延伸和以团组织-其他青年组织或机构-青年外延关系为扩展的关系结构,围绕服务青年发展和发挥青年作用而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产生相应作用,共青团相对完整的组织形态雏形在这里基本确立。


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伐加快,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也日益高涨。为了团结最大多数中华儿女抵御外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为了适应统一战线建设需要,1936年11月,党中央作出了共青团改造的决定。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会后,共青团中央停止工作,开始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也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改造后的青救会,作为统一战线青年组织,扩大了与青年联系的范围,使党能够团结到更多青年群众。不过,青救会虽然扩大了青年联系面,但是先进性和组织性不够,导致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出现了组织涣散等现象。鉴于共青团组织被改造为青救会,其组织形态也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就不对其组织形态作详细分析。


4.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发动了内战。经过三大战役等一系列努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完成了解放战争的任务,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也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推动共青团重建工作是其中一项内容。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青救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和团结青年,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建青年团的决定。经过自下而上的试点,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完成了青年团重建的任务。通过这一次青年团重建,不仅使中国共青团自身内部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关系,从而使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党组织-团组织-青年之间关系更加牢固和明确。

与此同时,为了更广泛团结青年学生和全国青年群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也相继成立,明确了共青团作为青年联合会核心成员的地位。由此,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外延关系——共青团-其他青年组织-青年关系,形成了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和组织性基础。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代文明形态确立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上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对文明形态的内容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运行方式进行重构的过程,从而确立了面向未来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的基础。中国共青团在此过程中与整个文明形态的发展同频共振,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探索,文明建设各要素发生了剧烈变化,使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党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推动了国家建设,开展土地改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抗美援朝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在此过程中,中国共青团不仅发挥了应有作用,而且推动了自身组织形态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人民团体身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意味着,中国共青团不仅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而且从此以后还成为政协界别之一,制度化参与国家政治建设,从而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体制关系确立奠定了制度基础。1949年10月,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成立,受党的委托,共青团对少先队进行领导,从而明确了团-队关系,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垂直关系得以确立。在党的领导下,在组织、动员和协调青年参加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共青团自身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推动了其组织形态的内部关系发展。

经过建团以来的实践、探索和演进,至此相对完善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基本确立。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1954年,我们国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宪法。1956年,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部署。在参与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青团积极推动青年投身实践,适应发展而完善自身组织形态。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之后,共青团积极推动青年参加选举,通过当选人大代表等方式来表达青年意志,推动了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体制关系在国家空间中的发展。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的八大党章专门用一章内容规定了党团关系,以制度化的权威性方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青团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关系,使党组织-团组织-青年这一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得到了完全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建立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全面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全面嵌入基层单位,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重要的组织、动员载体和机制,发挥应有作用。

至此,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体制关系、内部关系、垂直关系以及外延关系,不仅在结构上得到全面形成,而且在功能上得以有效发挥,从而标志着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的成熟。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

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挫折,“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整体性冲击,中国共青团也因此停止了工作。


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文明形态发展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依法治国基本国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和谐社会建设,从而使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的要素基本生成,具体说就是使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等主体要素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内容要素得以生成和发展。正是在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要素生成的过程中,在相应逻辑力量推动之下,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经历了创新和发展过程。


1.“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我们国家进入复原性改革阶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快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和组织,另一方面在反思基础上推动这些领域的改革工作。中国共青团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其组织形态发展同样经历着复原性改革的过程。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共青团组织和工作都开始自上而下全面恢复。在恢复工作基本完成之际,中国共青团着手推动两方面工作:一是共青团改革工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于是开始出现团员流动等现象。为此,团中央决定推动团员管理以及基层团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二是共青团制度化工作。随着共青团组织和工作恢复以及共青团事业发展,共青团组织和工作规范化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团中央开始出台一系列规范各级团组织运行和工作的制度。

从这一阶段情况看,共青团更多的是推动团组织自身恢复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和规范。虽然已经出现了青年生存形态局部变化的现象,但是整个社会依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因此更多只是通过调整团组织内部关系来达到适应青年变化的目的。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经过一个阶段的复原性改革,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使经济领域的所有制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所有制上,开始从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在组织方式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组织手段向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元社会体制的契约手段转变。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生存形态也由单位化向原子化转变。

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所导致的青年生存形态以及共青团与青年之间关系建构逻辑的重大变化,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共青团实施新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新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开启了适应市场经济逻辑而重构团青关系进程。共青团不再依靠单位社会体制的支撑性作用,通过发挥政治、社会、文化和组织影响,直接与青年个体和群体建立联系,使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建设的重点落到了重建团青关系之上。

从这一阶段起,共青团通过直接面对市场经济所产生影响,开始了与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市场、国家和社会进行直接互动,对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体制关系、内部关系和外延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开启了共青团组织形态关系空间重构的进程。


3.依法治国提出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退出和单位社会体制衰微,为了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建构社会秩序的新方式,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提出,使宪法和法律成为建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化力量,国家能够为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超大规模的日益多样性和弥散性社会力量以及原子化个体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制度化的秩序基础。

在适应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过程中,中国共青团在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上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做好维护青少年权益的工作,推动出台了相关青少年保护法律。同时,积极推动青年法律工作者的有关协会和组织的建立和建设。在内部机构设置上,共青团设立了权益部,作为共青团组织开展保护青少年权益的工作部门。

由上可知,在适应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过程中,通过运用法治手段,共青团深化和丰富了自身组织形态的“国家-团组织-青年”体制关系的内涵。通过创新内部组织设置,共青团发展了自身组织形态的内部关系。通过推动青年法律工作者相关协会等组织建设和联系,共青团推动了自身组织形态的外延关系。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依法治国的提出,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党的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要求党员条件、党组织设置以及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等都必须创新和发展。依法治国的提出使治国理政方式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以及推动党的自身建设内容的重大调整。

党建带团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党领导共青团方式的一个重要创新。在党建带团建过程中,共青团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而推动自身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党建带团建力度进一步加强,共青团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全面推进共青团整体组织建设过程中,加大在新兴领域团组织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团建工作。

由上可知,在党建带团建过程中,共青团积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动自身组织形态的内部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使共青团的组织网络能够最大化嵌入新生成的市场化条件下的社会之中,为有效组织和动员青年奠定组织基础,从而进一步创新了共青团组织形态中的内部关系,发展了中轴关系。


5.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网络社会生成,社会多样化和自组织化现象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体性开始增强,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推动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现代社会在中国生成。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意味着党组织、国家、社会和公众等方面力量,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

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对青年的影响最为深刻,市场经济加快了青年原子化,网络社会又加速了青年自组织化,由此,大量青年社会组织开始出现。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之中已经出现了区别于党政群力量之外的社会自组织力量对青年进行组织的现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共青团一方面探索与原子化青年关系构建,另一方面探索与自组织化青年关系构建。为此,共青团建立了青年中心等新型组织载体和关系空间,创新服务青年的方式,在共青团组织内部设立青年社会组织工作机构。同时,通过建立青年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等制度,使不同群体的青年意见能够在政治体制中得到有效表达。

由上可知,在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过程中,共青团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成、构建与自组织化青年关系以及联系不同群体青年为重点,在拓展外延关系过程中调整了内部关系和体制关系,推动了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发展。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文明形态定型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推动,作为面向未来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主体要素的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全面生成,同时作为其内容要素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具体布局全部确立。在适应这些要素生成过程中,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然而,这些要素是在较短时间内生成的,存在功能发育不足与彼此之间有机化不够的现象。这就意味着,面向未来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已经完成了要素生成任务,到了需要进入整体形态跃升和定型阶段。为此,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了文明形态的整体跃升和定型。在适应文明形态整体跃升和定型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形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群团组织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领导群众而建立或规范的、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承担着党和政府联系相应群体的制度化通道功能的群众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之后,推进群团改革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作为群团组织的重要一员,共青团也被纳入群团改革之中。推进共青团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更好发挥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将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共青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要素变化,而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创新和发展的成果,根据新时代要求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于顶层设计而整体性进行重构和创新的过程。通过组织结构、干部结构、工作方式的调整和创新,使共青团组织形态打破了体制内外区隔,创新了共青团与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联系方式和机制,提升了共青团服务青年的能力。

由上可知,根据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而推动的共青团改革,使共青团进一步巩固了中轴关系、深化了体制关系、创新了内部关系、发展了垂直关系、强化了外延关系,提升了这些关系结构的有机化程度,使共青团组织形态整体实现跃升和发展。


2.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党还推动了全面依法治国,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法治建设,另一方面起到了从制度层面将改革成果固化下来的效果。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我们党不仅推动了国家法律体系构建和发展,而且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建设和发展,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上下功夫。

共青团在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制度化建设,既推动既有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化,也用制度化方式将共青团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经过共青团积极推动,国家制定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使青年发展纳入国家政策之中。共青团通过积极协助党和政府管理青年事务,协调督促青年发展规划落实,主动承担了适合承担的公共职能,从而服务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上可知,全面依法治国使共青团不仅推动了整体组织形态的制度化发展,而且突破了体制关系中的制度性内容。


3.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推动了党的自身发展,为推动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走向定型奠定了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从组织维度将全面深化改革成果予以固定下来。

共青团在贯彻执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提出了坚持从严治团。“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从严治团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规治团,建立健全团内规章制度体系。首先从团干部严起,重点加强对团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决反对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按照增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要求,加强和规范团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团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通过推进从严治团,在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同时,在客观上起到了从组织维度将共青团改革成果固定下来的效果。

由上可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从严治团,对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来讲,实际上推动了党团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强化了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同时,推动了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内部建设,加强了组织形态的内部关系建设,从组织维度使共青团改革所推动的整体组织形态创新和发展进一步走向定型。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党中央统一领导、部署和推动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根据新发展阶段要求和特点得以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常态性工作。根据党中央要求,共青团将深化改革工作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进一步推进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七、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百年变迁的逻辑与机理

回顾和总结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百年变迁的历史,我们认为其中的逻辑和机理是明显的。


1.党的领导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本质规定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并领导的青年组织,其存在就是服务于党更好领导青年,这就意味着党的领导决定了共青团的存续,决定了共青团的发展。而共青团组织形态就是为了实现上述功能的,因此,党的领导就成为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本质规定,党组织-团组织-青年的关系也就成为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对整个组织形态的其他关系结构起着决定性影响,从而主导着组织形态变迁与发展。


2.文明形态发展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逻辑力量

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和推动中华文明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并建立现代文明形态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根据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循道而行。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文明形态发展,而文明形态发展逻辑和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助手,上述逻辑同样对中国共青团发展产生影响。文明形态所包含的主体要素、内容要素和机制要素等结构性内容的发展变化有着相应规律,共青团为了实现服务党有效领导青年这一目的,在与这些要素和整体形态互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相应关系,这些关系结构成为共青团组织形态的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在党的领导下,文明形态发展逻辑成为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决定着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具体实现方式。


3.青年生存形态发展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的重要依据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和中国青年的政治组织,不论是从哪个维度讲,中国青年都是中国共青团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根据。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完成协助党领导青年使命的,而青年的生存形态又是随着时代和文明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共青团必须根据青年生存形态的变化,不断调整与其关系建构的方式及其实现形式,对共青团整体组织形态产生根本性影响。


4.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具有相对自主性

虽然影响共青团发展有许多外在因素,但是共青团组织自身有着相应的自主性。这里既包括共青团整体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组织形态和工作形态之间关系互动和发展逻辑,也包括共青团组织形态内部的关系结构内容之间的互动和变迁规律。作为共青团组织形态主体内容,中轴关系、体制关系、内部关系、垂直关系和外延关系的各自内容及其彼此关系,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互动逻辑,而其他外在因素正是通过对这些主体内容的影响推动了整体组织形态的变迁和发展。

总之,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经历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伟大历程。在文明转型过程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文明转型和现代文明建构的核心力量。在现代文明生成过程中,中国青年得以诞生,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之间就有着内在历史关联性,中国青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为了有效领导青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共青团,奠定了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中轴关系。一百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明形态发展逻辑力量推动下、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过程中,中国共青团根据文明形态发展的条件和要求以及青年生存形态的变化和特征,不断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规律同频共振的自身组织形态变迁逻辑。


(作者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基地主任)

制图:实习编辑:项天鸽责任编辑:李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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