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复旦大学师生同全国的仁人志士一起，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他们成立复旦义勇军、组织和宣传抗日爱国运动，请愿投笔从戎，三次赴京请愿抗日。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复旦学生义勇军完成了使命，重返校园复课。但是义勇军的壮举，已经成为复旦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直至抗战胜利，复旦大学投笔从戎的抗日师生计有800余人之众，这是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复旦学生义勇军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光大密不可分的。
九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复旦人的红色基因，赓续复旦精神血脉。
“九一八事变”中的复旦学生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之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对复旦学生刺激很大。山河破碎，心安何处？许多学生由彷徨、愤怒而奋起，奔赴抗日前线。1931年11月，复旦有一百多位学生组成“援马抗日团”，赴东北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河北抗日游击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复旦学生义勇军又加入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负责后勤、宣传等工作。在民族危亡时刻，复旦学生展现了使命担当。
返程的复旦学生义勇军
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学生值得一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传到复旦，群情激愤。9月28日，由复旦学生组成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请愿团的一位总指挥，名叫陈传纲。在复旦校史上，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于1930年入读复旦预科。1931年考取新闻系，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夜校读法律。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热衷学校公益。1930年5月20日出刊的《复旦五日刊》上，曾刊登过他写的一篇短文《校歌？》，呼唤重振“复旦校歌”；后来，他又在《民报》上连续发文《奖章与面包》，向读者阐释法律常识。大学毕业后，陈传纲曾写过两部力作《农村经济》和《法律哲学》，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用现在的话来说，陈传纲算是当年复旦学霸。
陈传纲（左二）与陈望道校长（左三）等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传纲挺身而出，积极组织爱国抗日运动。他指挥的复旦学生请愿团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门前坐了一日一夜，迫使蒋介石出面现身。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作老调重弹，但也感受到了民众压力。对于这次请愿细节，当年同学盛赞陈传纲，“彼统领母校学生军，远道呼吁，劳怨并任，今者雄姿未减，英气依旧……”（沈之焕《述留鲁同学》）但陈传纲本人生前却很少谈及，这方面的史料也不多。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初，陈传纲却向一位中文系学生披露过当年一段往事。有一天，陈传纲准备走出校门撒传单，呼吁反蒋抗日，恰遇国民党军警前来缉捕抗日学生。情急之下，他将尚未撒出的一包传单塞给门房，让门房藏进收发室，算是躲过一劫。那位门房，上海解放后还在复旦，一度任职国福路教工宿舍（今第九宿舍）收发室，陈传纲曾让学生去探望过他。
国民党军警追捕复旦抗日学生
“九一八事变”，让陈传纲实现了人生转向：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只有共产党，才代表着中国的光明与未来。这一转向，也是不少复旦学生的共识。据统计，上海解放初，仅复旦一校的中共地下党学生，就达到199名，这绝非偶然。1934年，陈传纲与复旦法律系毕业生王汝琪结婚。婚后，他们曾在上海、济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夫妻俩双双奔赴延安。陈传纲任职中央政治研究室，王汝琪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多年以后，他俩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拓者。1958年，陈传纲调任复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另一位学生，名叫郭坚。郭坚，号子元，安徽怀远人。他是复旦学生义勇军负责人之一。1932年“一·二八”期间，郭坚曾率领义勇军开赴吴淞前线，任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教官。一年以后，他又忽然北上。1933年3月，《申报》以《复旦义勇军领袖郭坚北上抗日》为题报道称：
“江湾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领袖郭坚，近因承德失陷，悲愤欲绝，特将所有衣物典当一空，搭轮赴津，转赴前线抗日，业于昨午北上。事前同学毫无所闻，行时惟少数同学到场欢送。临别依依，全场陨泪，悲壮之气，观者皆为动容……此次北上抗敌，当可大为我国效力也。”（《申报》1933年3月10日）
郭坚后来成为李宗仁所部一名军官。据理学院院长林继庸教授回忆，1938年1月，林继庸正在汉口任职，有一天，忽然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声：“报告！”门一打开，一位军官踏进门来，向他敬礼。林继庸抬头一看，正是当年的学生郭坚。此时的郭坚，已在军中担任连长，因第二天就要开赴台儿庄，特来向林先生报告和辞行。林继庸送郭坚出门，“眼见他离去，眼看到他的影子没入于人海中，不见了，永远没有再见他了。”
“九一八事变”中的复旦教授
林继庸教授
“九一八”影响下的复旦教授，林继庸先生是杰出代表。林继庸，广东香山人，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护卫，191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采矿系，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成为著名化学家。1928年2月，林继庸到复旦化学系任教，后任理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李登辉校长决定，成立军训委员会，林继庸担任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指导学生军军训，以备随时应召，投笔从戎。同时，学校又增设军事化学课，林继庸担任主要授课老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初，他既担任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顾问，又积极研制水雷，拟在黄浦江炸沉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后因日军防备严密未果。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为了炫耀淞沪战争胜利，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典礼。典礼进行中，朝鲜义士尹奉吉引爆定时炸弹，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当场毙命，日本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等也身受重伤。这颗定时炸弹的研制者，就是林继庸。爆炸案前，复旦学生找到一个热水瓶大小的铁管，用锉刀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由林继庸组装研制成炸弹，大家称它为“大菠萝”。
在复旦，与林继庸一同抗日的教授还有很多。如文学院长余楠秋教授，就曾积极组织学生缝制棉衣，捐赠前方将士。复旦教授的行动，为日伪跟踪。林继庸身无分文，一度暂避江湾燕园，后被迫离开复旦；余楠秋则远赴家乡，到湖南大学任职。
“九一八事变”中的复旦校长
李登辉校长
1931年这一年，对于李登辉校长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年初，夫人汤佩琳去世，李登辉孑然一身，哀伤不已；“九一八”，东北沦陷，又让他刻骨铭心，悲愤难当。
李登辉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他主张“兼容并包”，一生同情爱国义举。李登辉的得意弟子章益后来担任了校长，同样也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因此，复旦学生最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在历次爱国运动中总是冲在前列，与校长的宽容与默许有关。
“九一八”后，复旦学生爱国热情高涨，李登辉倍加呵护。他不仅主持声讨大会、成立军训委员会、扩充学生义勇军，还多次默许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对此，蒋介石颇为不满，曾多次电令李登辉阻止，后来又不惜以武力镇压。1936年3月25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包围复旦，逮捕、围殴抗日学生，李登辉前去劝阻，还差点被打，这就是著名的“三二五事件”。这次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决定解决复旦问题。8月，派原复旦教授、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来沪，商讨改组动议，让李登辉“准予请假休养”，推钱新之代理校长。
对于被迫离任，李登辉黯然神伤。他是一个把生命融入复旦的人，他曾对弟子说过：“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现在，他被迫离开复旦，实非其所愿。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复旦西迁，李登辉在沪创办复旦上海补习学校，毅然坚持办学近十年。直到生命终结前夕，他仍在新落成的登辉堂前，向学生提出“团结、牺牲、服务”的复旦精神，为历代复旦人牢牢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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