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影响下的复旦人

作者:读史老张摄影: 视频:复旦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 来源:融媒体中心发布时间:2021-09-19

90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复旦大学师生同全国的仁人志士一起,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他们成立复旦义勇军、组织和宣传抗日爱国运动,请愿投笔从戎,三次赴京请愿抗日。

1932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复旦学生义勇军完成了使命,重返校园复课。但是义勇军的壮举,已经成为复旦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直至抗战胜利,复旦大学投笔从戎的抗日师生计有800余人之众,这是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复旦学生义勇军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光大密不可分的。

九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复旦人的红色基因,赓续复旦精神血脉。

“九一八事变”中的复旦学生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之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对复旦学生刺激很大。山河破碎,心安何处?许多学生由彷徨、愤怒而奋起,奔赴抗日前线。193111月,复旦有一百多位学生组成“援马抗日团”,赴东北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河北抗日游击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复旦学生义勇军又加入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负责后勤、宣传等工作。在民族危亡时刻,复旦学生展现了使命担当。

返程的复旦学生义勇军

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学生值得一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传到复旦,群情激愤。928日,由复旦学生组成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请愿团的一位总指挥,名叫陈传纲。在复旦校史上,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于1930年入读复旦预科。1931年考取新闻系,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夜校读法律。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热衷学校公益。1930520日出刊的《复旦五日刊》上,曾刊登过他写的一篇短文《校歌?》,呼唤重振“复旦校歌”;后来,他又在《民报》上连续发文《奖章与面包》,向读者阐释法律常识。大学毕业后,陈传纲曾写过两部力作《农村经济》和《法律哲学》,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用现在的话来说,陈传纲算是当年复旦学霸。

陈传纲(左二)与陈望道校长(左三)等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传纲挺身而出,积极组织爱国抗日运动。他指挥的复旦学生请愿团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门前坐了一日一夜,迫使蒋介石出面现身。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作老调重弹,但也感受到了民众压力。对于这次请愿细节,当年同学盛赞陈传纲,“彼统领母校学生军,远道呼吁,劳怨并任,今者雄姿未减,英气依旧……”(沈之焕《述留鲁同学》)但陈传纲本人生前却很少谈及,这方面的史料也不多。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初,陈传纲却向一位中文系学生披露过当年一段往事。有一天,陈传纲准备走出校门撒传单,呼吁反蒋抗日,恰遇国民党军警前来缉捕抗日学生。情急之下,他将尚未撒出的一包传单塞给门房,让门房藏进收发室,算是躲过一劫。那位门房,上海解放后还在复旦,一度任职国福路教工宿舍(今第九宿舍)收发室,陈传纲曾让学生去探望过他。

国民党军警追捕复旦抗日学生

“九一八事变”,让陈传纲实现了人生转向: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只有共产党,才代表着中国的光明与未来。这一转向,也是不少复旦学生的共识。据统计,上海解放初,仅复旦一校的中共地下党学生,就达到199名,这绝非偶然。1934年,陈传纲与复旦法律系毕业生王汝琪结婚。婚后,他们曾在上海、济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夫妻俩双双奔赴延安。陈传纲任职中央政治研究室,王汝琪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多年以后,他俩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拓者。1958年,陈传纲调任复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另一位学生,名叫郭坚。郭坚,号子元,安徽怀远人。他是复旦学生义勇军负责人之一。1932年“一·二八”期间,郭坚曾率领义勇军开赴吴淞前线,任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教官。一年以后,他又忽然北上。19333月,《申报》以《复旦义勇军领袖郭坚北上抗日》为题报道称:

“江湾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领袖郭坚,近因承德失陷,悲愤欲绝,特将所有衣物典当一空,搭轮赴津,转赴前线抗日,业于昨午北上。事前同学毫无所闻,行时惟少数同学到场欢送。临别依依,全场陨泪,悲壮之气,观者皆为动容……此次北上抗敌,当可大为我国效力也。”(《申报》1933310日)

郭坚后来成为李宗仁所部一名军官。据理学院院长林继庸教授回忆,19381月,林继庸正在汉口任职,有一天,忽然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声:“报告!”门一打开,一位军官踏进门来,向他敬礼。林继庸抬头一看,正是当年的学生郭坚。此时的郭坚,已在军中担任连长,因第二天就要开赴台儿庄,特来向林先生报告和辞行。林继庸送郭坚出门,“眼见他离去,眼看到他的影子没入于人海中,不见了,永远没有再见他了。”

“九一八事变”中的复旦教授

林继庸教授

“九一八”影响下的复旦教授,林继庸先生是杰出代表。林继庸,广东香山人,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护卫,191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采矿系,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成为著名化学家。19282月,林继庸到复旦化学系任教,后任理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李登辉校长决定,成立军训委员会,林继庸担任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指导学生军军训,以备随时应召,投笔从戎。同时,学校又增设军事化学课,林继庸担任主要授课老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初,他既担任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顾问,又积极研制水雷,拟在黄浦江炸沉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后因日军防备严密未果。

1932429日,日本侵略者为了炫耀淞沪战争胜利,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典礼。典礼进行中,朝鲜义士尹奉吉引爆定时炸弹,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当场毙命,日本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等也身受重伤。这颗定时炸弹的研制者,就是林继庸。爆炸案前,复旦学生找到一个热水瓶大小的铁管,用锉刀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由林继庸组装研制成炸弹,大家称它为“大菠萝”。

在复旦,与林继庸一同抗日的教授还有很多。如文学院长余楠秋教授,就曾积极组织学生缝制棉衣,捐赠前方将士。复旦教授的行动,为日伪跟踪。林继庸身无分文,一度暂避江湾燕园,后被迫离开复旦;余楠秋则远赴家乡,到湖南大学任职。

“九一八事变”中的复旦校长

李登辉校长

1931年这一年,对于李登辉校长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年初,夫人汤佩琳去世,李登辉孑然一身,哀伤不已;“九一八”,东北沦陷,又让他刻骨铭心,悲愤难当。

李登辉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他主张“兼容并包”,一生同情爱国义举。李登辉的得意弟子章益后来担任了校长,同样也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因此,复旦学生最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在历次爱国运动中总是冲在前列,与校长的宽容与默许有关。

“九一八”后,复旦学生爱国热情高涨,李登辉倍加呵护。他不仅主持声讨大会、成立军训委员会、扩充学生义勇军,还多次默许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对此,蒋介石颇为不满,曾多次电令李登辉阻止,后来又不惜以武力镇压。1936325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包围复旦,逮捕、围殴抗日学生,李登辉前去劝阻,还差点被打,这就是著名的“三二五事件”。这次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决定解决复旦问题。8月,派原复旦教授、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来沪,商讨改组动议,让李登辉“准予请假休养”,推钱新之代理校长。

对于被迫离任,李登辉黯然神伤。他是一个把生命融入复旦的人,他曾对弟子说过:“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现在,他被迫离开复旦,实非其所愿。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复旦西迁,李登辉在沪创办复旦上海补习学校,毅然坚持办学近十年。直到生命终结前夕,他仍在新落成的登辉堂前,向学生提出“团结、牺牲、服务”的复旦精神,为历代复旦人牢牢铭记。

(图片由撰稿人提供)

制图:实习编辑:王风范责任编辑:李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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