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复旦大学官方媒体平台开设“红色基因，赓续百年”专栏，推出100 集融媒体系列报道《青年问：百年复旦光荣底色》。100 天听青年人讲100 个故事。通过图文、音频、视频等形式，全方位、多媒体、立体讲述一代又一代复旦人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故事，展现一代又一代复旦人前赴后继、接力奋斗的光辉画卷，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凝聚起全体复旦人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站在规模化栽培的草莓园中，头戴白色鸭舌帽，身着鹅黄色线衫外套，脚穿运动鞋的邓明琴教授看着满园的“万绿丛中几抹红”频频点头。
眼前的这番景象是中国草莓事业的缩影，更是她潜心草莓科研的成果。
那么这位被誉为中国“草莓之母”的权威草莓专家是如何走上草莓研究这条道路的？在这条路上她又是如何播种的？那份一身难舍的草莓情怀对她又意味着什么？
聚散离合
1949年7月，邓明琴刚从复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就响应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号召，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革大”）学习。
在那个年代，能进“革大”是荣誉的标志。据悉，当年“革大”招生的硬性条件是年龄18到35岁，并且具有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招生简章在《解放日报》上一刊出，革命青年报名踊跃，截止那天，上海一报名处挤得门都关不上，门前落下了几双鞋。
“革大”第一期学生共4000人，作为其中一员，24岁的邓明琴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而这三个月也恰恰是一年里最炎热的时期。学员们享受的是解放军的待遇，供给制，黄军装，大锅饭，但同时条件也是艰苦的，校舍还是借用上海部分院校放暑假的教室和学生宿舍才得以解决。
在系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著作和国内外形势等教育后，邓明琴被分配到老解放区山东省农林厅从事果树技术工作，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山东果业的发展辛勤耕耘，这一待就是一年，直至1950年10月调回复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任教，这才重归母校。
可惜这种相聚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复旦农学院的“迁都”，邓明琴也不得不接受与复旦的第二次分离，而这次她就像是远嫁的女儿，一别难再相聚。
“1952年全国高等农业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迁至沈阳,与黑龙江东北农学院部分系组建沈阳农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农业大学。”身为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副理事长的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雷家军这样说道，“之后，邓先生在沈阳农业大学园艺系任教40余年，一直从事果树方面的教学和草莓方面的科研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
草莓人生
邓明琴的“草莓人生”从1954年开始，60年来她一直从事草莓栽培与育种研究，见证了中国草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辛历程。
“当时，我挎着一篮子草莓在街上分给市民吃，竟没有一个人认识，纷纷问我是什么东西，”回忆起往昔，邓明琴依然感慨万千，“如今，草莓已成为大众消费水果，被誉为‘水果皇后’，这变化可真大啊！”
而她不仅是这场变化的见证者，更是驱动者。
“邓教授是我国草莓科技工作的先驱”，评价起邓明琴来雷家军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如数家珍般地列举着她为中国草莓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邓教授编写的《怎样种草莓》是我国第一本草莓专业书籍，主编的《中国果树志·草莓卷》（以下简称《草莓志》）是我国草莓领域的权威著作，主编的《草莓科研文选》被教学科研单位广泛参考应用。还主译了《日本的草莓栽培》和《草莓、悬钩子、穗醋栗和醋栗育种进展》等著作”。雷家军说起这些，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邓教授的等身著作中，《草莓志》的编撰工作是最耗费时间、精力的“苦差事”，从1985年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草莓志》第一次编写工作讨论会，成立编辑委员会，到2004年7月完全成稿，历时近20年。跨世纪的编写工作使得《草莓志》的尘埃落定前一波三折。
“我们编委会一共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议是1985年，第二次是1987年，第三次就不是20世纪的事了，那时已经是2001年。”据编委会成员介绍，时间跨度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草莓志》编写工作启动不到两年就在第二次编委会上面临被搁浅的困境。
“当时主要是讨论已完成的部分初稿，交流两年编写过程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雷家军解释道。“而这次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我国草莓野生资源未曾有专人涉足研究，在分类方面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资料匮乏，不能满足《草莓志》编写志的要求，因此，编写工作被搁浅了。”
“我国野生草莓资源丰富，种类较多，而这部分内容又是《草莓志》中的重点”。为了弄清我国野生草莓的种类和分布，邓明琴教授带领沈阳农业大学其他草莓科研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对我国野生草莓资源进行了较系统而深入的考察收集。
“我们用了近20年的时间进行细致的调查记载，拍摄大量的照片，并与从国外引入的野生资源进行对比观察，基本搞清了我国野生草莓的种类，使我国自然分布9个野生种上升到11个。”回忆起这段历史，雷家军满脸欣慰，“在邓教授的指导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达到了编写志的要求。”
困难还远不止于此，编写工作重启后，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由于耗时太多，2001年召开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时，原编委均已先后离退休，“有的身体不好，有的忙于其他工作，有的已去世，所以邓教授只好请原编委或单位推荐合适人选，经酝酿协商，改组了编辑委员会。”
除了人员组成的变动，最初拟定的编写提纲也已不再符合要求，邓明琴教授只得组织新一届编委会重新编写了提纲，进行了讨论，并对任务进行了分工落实。几番波折之后，编委会成员这才陆续交稿，而此时，反复地修改、补充、调整、统稿，成为邓明琴和雷家军在2004年全书成稿前的常规工作。
《草莓志》的编写历程只是邓明琴教授半生致力于草莓科研的缩影，被誉为中国“草莓之母”的她如今已是96岁高龄，却还记挂着中国草莓的国际化，“我希望自己还能参加2012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七次世界草莓大会。”
草莓大王遇上草莓之母
一辈子潜心于草莓科研工作，邓明琴对草莓的那份执著，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同样是这种执著使得她和草莓大王李怀财惺惺相惜。
吉林农民李怀财的发家史充满了传奇色彩，20年前在自己的院子种上15棵草莓，几年后在自己炕头与外国人做生意，15万元的合同在风险中签订，在智慧和汗水中获得成功，如今成为中国最大寒地草莓资源圃的创始人。
而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草莓大王，创业之初曾一度陷入困窘，正是靠邓明琴指点、帮助才得以缔造传奇。
初创阶段，李怀财手头并不宽裕，资金几度告急，得知情况的邓明琴几乎是没有犹豫就将自己的5万元积蓄借给了他，这是1997年的事情。
“邓老师想的非常周到，钱取出来以后，搁在三九胃泰的药盒包着，她一再叮咛嘱咐，告诉我‘你们两个人坐火车有一个人不要睡觉，要注意安全，药盒抱着呢，不要引起别人注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怀财至今记忆犹新，“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
作为知名草莓专家，邓明琴每年接待前来引种、学习的人不计其数，所以关注李怀财全因他对草莓的那份执着，“当时只考虑到他需要资金渠道发展草莓，觉得即使他搭起个棚第一年亏了，第二年他还能干，以他这样执着的精神一定能够再成功”。
在李怀财眼里，邓明琴是他一生中最敬佩的人，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民真诚地说，“我就服有学问的人，就服懂草莓的人”。语言质朴却掷地有声。
（本文得到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副理事长、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雷家军教授的大力帮助，特致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