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如何通过对接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成为关乎中国能否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课题。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不仅描绘了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壮丽前景，也对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和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实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是科学谋划我国全方位开放、增强我对周边区域经济辐射力、强化与周边国家外交和安全合作、推动形成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体系的新思维和新举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重大实践和行动指南，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如何通过对接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成为关乎中国能否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课题。
以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张晓通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研究》设立五个子课题，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对百年变局的理解；“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对接的意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对接的路径。
他认为，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对百年变局的现状、影响进行认识，但缺乏对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百年变局的演进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世界大变局不会一蹴而就，将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亟需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大变局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项目尝试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科技周期、霸权兴衰周期三个长周期叠加的视角来审视“百年变局”，通过实证研究，研发出一个能读出百年变局历史节奏、关键节点、经济危机与政治事件互动规律的分析框架，将宏观情势分析与实操相结合，回答大变局下崛起国如何融入、对接、革新国际制度体系，扩展国际制度空间这个问题。
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西方列强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政治重心转移、经济实力演变、文化发展多样、治理体系调整、中国快速崛起，因此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在何处？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参与塑造国际规则，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摆脱长期处于规则制定和话语权边缘化的变局； 是人类命运更加紧密相连，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的变局；是新机遇与挑战并存，人类走到十字路口， 面临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的选择的变局；是中华民族摆脱近代百年屈辱命运，经历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迎接民族复兴曙光美好未来的变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革命背景下人类发展面临新的重大社会发展与价值观重构的变局。
而对于这一“百年变局”，国内外政策界的理解并不相同。在我们眼中，百年变局既是“危”，更是“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对“百年变局”理解的观念性差异可能转换为中国与西方在互动进程中所采取不同的方针策略。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对接的意义
百年未有之变局，给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思考，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
在2018年8月2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系统阐述：“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而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正是全球变局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既是中国力量的增长点、但也面临风险和挑战。
我国相关政策部门实际上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思考两者关系并初步实践，希望将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塑造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成就、融会贯通的关系。具体而言：通过“一带一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部分解决美国退出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向国际机制化方向发展，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通过“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双向对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西方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是中国从保守地区大国向扩张主义全球大国转变的标志，认为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因此在政策上遏制我们的国际制度空间，对冲我们日益增长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这是“一带一路”显著的外部风险。
“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治理的路径
国际制度竞争的形态存在四个维度，分别是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秩序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最高形式与最终目的。在百年变局下，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性加剧。所谓大国与国际制度体系的“战略对接”，指的是大国在自身战略目标指引下，基于大国实力、大国理念，与国际制度体系的对接，具体包括对接原则、逻辑、路径和策略。
张晓通说，项目梳理了各界对“一带一路”如何对接现有全球和区域机制安排的多元化探索，选定了突破空间：崛起国如何融入和改革国际机制体系，并发展壮大、拓展国际制度空间。将尝试发展出一个“大国崛起的国际制度空间理论”，在这个框架里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大变局和战略对接问题。
项目尝试构建多层次对接路径：在实践中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夯实“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对接的基础；客观认识“一带一路”跟现行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差异”，以“制度差异—冲突化解—制度创新”的思路，推动“一带一路”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多边、多维和多层次互动；明确“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治理要有核心基础和优先领域，同时对接所在区域的实际需求，以新义利观指导的经济外交方式，推动差异化的区域合作和板块联通。
张晓通说：“这是项目的理论创新点。而项目的政策意义和价值或者说政策创新点，就是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如何通过国际制度体系，来实现和平崛起；以及在‘文明冲突’甚嚣尘上之际，如何实现东西方文明、制度与治理方式的互鉴。”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对接是中国尝试通过多边合作方式，在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践中，寻找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利益交汇点，改善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非中性”问题。在开拓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制度空间的同时，通过引入新的治理理念和机制，培育良性竞争的制度环境，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合理、合作共赢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