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是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她与党同龄，一生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1952年，她怀着对祖国的一腔热诚，排除万难，毅然归国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她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她与黄昆先生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是我国半导体领域第一本专业教材。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注重学科建设，坚持学术开放的优良传统，以高瞻远瞩的目光使复旦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把“复旦”这个名字推向世界。
谢希德，诞生于一百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回望大师，校党委书记焦扬说：“她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开拓青年师生出国深造之路、教诲成就了不知多少复旦学子，复旦师生尊称她‘谢先生’。谢校长对学生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报效祖国，出去要带着知识回来。“
过世20年却好像从未离开
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二楼，有一间20年未曾使用的小房间。
斑驳的木椅、泛黄的日历、尘封的打字机……这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生前使用的办公室。2000年3月，谢希德病逝，这间屋子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
“先生虽然过世20年了，却好像从未离开我们。”今年春天，83岁的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叶令再次踏入这里，许多鲜活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当了校长后，谢先生每天清早还会先到这里，处理完科研工作，才会再走到校长办公室……”
不觉之间，老人的眼角泛起泪光。“有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接触下来，又会觉得她是个非常容易接近的老师。”
和叶令一样，许多谢希德生前同事和学生说起这位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时，总是满怀温情与敬意。
终其一生都是学科开拓者
1951年秋天，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谢希德，与当时身在英国的爱人曹天钦一起归国，来到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任教。
谢希德当时教授的几门课程，在国内都还没有相应教材，于是她亲自编写讲义，每隔一两周就发放给学生。等到课程教完，一本本兼具系统性、理论性、实用性的教材也就诞生了。?
“我们不仅拿这些书当教材，到了科研工作中也经常要翻阅的。”叶令说。据谢希德之子曹惟正回忆，母亲回国时带了很多笔记本，这都成为她后面开设课程的参考书目。
1956年，我国开始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的黄昆任主任，复旦的谢希德任副主任。几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这个班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200多名，成为我国半导体人才的主要发源地。黄昆、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也成为我国半导体领域学科的奠基之作。
回到复旦后，谢希德马不停蹄地与半导体教研组为半导体本科生先后开出固体物理、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专门化实验等全套半导体专业课，使1956年开始的复旦半导体专业的创办取得了“开门红”。?
到了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基于对国际研究动态的高度关注，谢希德敏锐捕捉到表面物理的广阔前景，并将其作为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在同年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她郑重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这一年，她已55岁。
“回头来看，当初选择发展表面物理，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谢希德学生、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侯晓远解释，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表面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作用也日益重要。
终其一生，谢希德都在扮演所在学科开拓者的角色，从固体物理到表面物理，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二维凝聚态到低维凝聚态。
常牺牲午休为学生写推荐信
1956年，谢希德开始招收研究生，几十年里亲自培养出了数十位博士、硕士。即便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她也始终坚持在教学育人的一线。
对待学生学业上，谢先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她曾创造了复旦大学教学史上的一个记录。”侯晓远对老师谢希德的课堂和考核方式记忆犹新。
侯晓远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自己反复修改和多位老师审阅批改，才提交给导师谢希德。原以为很快就会得到顺利反馈的侯晓远，没想到又经历了两轮修改——谢希德非常仔细，把文章中的错别字、外文人名拼写中的错误、大小写差错都一一圈了出来。
当时的论文全部为手写形式，自认字不够好看的侯晓远在最后一次提交时，专门拜托手写字体美观的朋友帮他誊写了一遍。而谢希德审阅后，在评语中仍然逐一指出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并批注“越抄越错”。这四个字，侯晓远终身难忘。
谢希德极为重视和支持青年人研究深造，推荐了大批复旦学生出国交流。无论对物理学系还是外系学生，她经常牺牲午休时间，为他们写推荐信。而每封推荐信，都是她详细了解学生后的情况和特点后亲自撰写，从不请人代劳，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
1994年底，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在德国做完博士后，回到复旦后，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谢希德非常爽快答应写推荐信。不料，先生的爱人曹天钦去世。资剑请先生不要写了，找其他老师写，或者自己写个初稿，先生改改再签个名。没想到谢希德在丈夫追悼会的次日，就把推荐信给了他，满满几页，全是手写的，她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先生是在丈夫离世的巨大悲痛中写这封推荐信的，我没齿难忘。”资剑说。
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复旦国际化
“给我准备一些文件，我要看文件！”每当这个干练有力的女声响起，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王增藩就知道，是谢校长来了。
1983年，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那年8月，谢希德冒着高温在办公室写作，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复旦大学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10天内，她主持两次会议，对学校规划作了大修改。
“在谢校长任上，有很多高教界的创举，在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治学经验上积累了丰富经验。”王增藩觉得谢校长身上有股“拼劲”。
谢希德总是和老师们一起乘坐早班校车上班。校党委书记焦扬回忆，她1983年毕业留校，恰巧与谢校长毗邻而居，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天刚朦朦亮，就与老校长同在乌鲁木齐南路校车点等候校车一同上班的情景。在车上，教师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谢希德一一记下，与大家深入讨论。“在车上可以听到学校基层的声音，也可以向大家宣传学校的方针政策，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谢希德这样说。
20世纪80年代，时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太明朗，但谢希德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复旦开放性交流合作的力度。
自1983年起，谢希德每年都要出席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了解国际物理学科前沿领域，将最新的科研进展情况带回国内。在谢希德的关心和积极联系下，短短七八年间，复旦有600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这些教师出国学习归来后，更新了教学内容，对建设国家急需的缺门学科产生了积极作用。复旦人走出去的同时，也有几百位外国专家学者，到复旦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拓展了师生眼界。
如今，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楼前，耸立着一尊谢希德铜像。这是为了纪念谢希德对这一中心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增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1985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这在全国高校为首创。谢希德兼任中心主任。
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
早在十七岁时，谢希德患股关节结核，休学四年，留下了伴随终身的腿疾。1966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之后的30多年里，癌细胞几度向胸腔、淋巴结转移，一次次手术、化疗，都没有击败她。1998年8月，谢希德在第四次患癌手术后住进医院，中间仍坚持从医院请假回家出差。1999年12月，她病情加重，住进华东医院。
然而此前，谢希德身边同事都很难察觉到她是个癌症患者。“无论何时，谢先生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巨大的能量。”侯晓远这样形容。“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她。我也生过癌症，我知道患病后有段时间人应该是非常虚弱的，但我真的很少看见她说很累，不干活了之类的。”叶令说。
先生早已远去，但她的一生，早已给无数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的精神，已通过一批批复旦学子传承延绵，那是一种不忘初心、矢志报国、拼搏奋斗、不屈不挠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