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 赓续百年】为什么复旦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人物真实故事,震撼人心……

作者:殷梦昊、张思睿摄影: 视频:王玥、高搏、白一波、熊翔鹤、布艾加尔、薛莹、曾禹墨、蔡彬欣、徐振炀 来源:融媒体中心发布时间:2021-04-02

 有一群特殊的复旦人,他们在芳华之年,或捐躯沙场,或死于反动派牢狱,或为拯救同胞而牺牲……他们生活在不同年代,从事不同职业,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复旦大学烈士。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烈士有52位,其中,红岩烈士10位,复旦大学也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清明将至,让我们再次走进他们的故事,深深缅怀,深深致敬。

王朴:复旦红岩烈士的一个缩影

今年74岁的王继志,对父亲王朴已毫无印象。因为他在10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捕了,“父亲的情况,全是听妈妈,还有其他人讲的”。

王朴,诞生于100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

1944年的一天深夜,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校园里,这名青年在夜色的掩护下张贴传单,时不时警惕地张望四周。当年,王朴23岁,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一新生。他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进步青年。

“我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和复旦大学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复旦,他接触到党的宣传并参与了学生运动。在复旦革命传统的影响下,他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继志说。

在校期间,王朴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他与同学一起创办《中国学生导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还担任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筹措资金四处奔走,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年1月,王朴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回到家乡加强群众工作,先后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华中学,并担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几所学校积极学习党的先进思想,创办夜校服务农民,成为党在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战斗堡垒。到解放时,共培养数百名学生,在知识青年、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约700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川东党组织急需经费购买粮食、药品和武器,王朴决定把家产全部献给他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在他的劝说下,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1480担,折合近两千两黄金,充当党的经费。

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卖,王朴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不为所动。资料记载,就在他被转移到“白公馆”时,王朴给妈妈和妻子留下了遗嘱:“请转告母亲,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给孩子取名‘继志’,继无产阶级革命之志。”从此,王成改名为王继志。

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解放前夕,王朴在大坪刑场牺牲,年仅28岁。他将刑场作为最后的讲台,向沿途群众大声宣传共产主义真理,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英勇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途程。

“我10个月大时,他被捕。我1岁多时,他牺牲。但他的故事和精神,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和一代代年轻人。”多年后的今天,王继志说起父亲,平静中透着坚定。

为何复旦会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在那段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与王朴一样,还有多位复旦人,留下一段段故事——

胡其芬,湖南湘潭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0年调至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皖南事变后,辗转贵阳、桂林等地,从事妇女运动。后作为中共代表团随员,参加国共谈判。1947年春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胡其芬面对敌人的淫威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费巩,出身江苏吴江名门,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因不满国内政治腐败,决心攻读政治。26岁毅然从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着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执教浙江大学期间,支持进步学生的救亡运动,提倡民主治校。1944年2月起连续撰文和演讲,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1945年,他在前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讲学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中“化”掉,英年40岁。

何柏梁,原名帼槟,祖籍重庆,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1939年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校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出任重庆安生公司经理,以职业为掩护,为党工作。后因党组织遭敌人破坏,于1949年1月6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被特务称之为“不易感化的硬骨头”,他学习英语、俄语,憧憬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帮助难友,鼓励难友同敌人展开斗争。1949年11月27日深夜,在渣滓洞看守所惨遭敌人杀害。

纵观历史,复旦的“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前进”的爱国传统与红色基因,一脉相承:

1905年,复旦因怀抱教育救国的理念而建立。这一开端注定了在此后的日子里,复旦会成为进步力量的汇聚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复旦学生敲响集结的钟声,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先行者。

1925年,复旦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为最早成立中共党组织的高校之一,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复旦成为上海学界抗日救亡的中心,出版进步刊物,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反帝抗日的主张。

学校西迁至重庆后,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秘密或公开的形式,把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壮大党的组织和积极分子队伍,团结了大批进步教授。

1944年,复旦学生创办《中国学生导报》,报导学生的抗日民主活动和学习生活、发表时事政治述评和各种专论,吸引重庆各大中学校的左翼中坚力量纷纷参与,使复旦成为大后方最著名的民主堡垒之一,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抗战胜利后,复旦民主气氛活跃。陈望道先生在重庆夏坝设立的新闻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民主阵地……

从1905年到1949年,在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一批批爱国知识分子努力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时,选择了复旦。复旦不仅为他们的探索真理之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更悉心保护他们的爱国行动,使之免遭反动当局的迫害。

复旦精神,薪火相传

“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薪火相传,复旦人将热血与汗水播撒在广袤大地上,甚至献出生命。

就在70年前的4月2日,一位复旦英烈,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壮烈牺牲。他的儿子俞之城提起父亲俞恩炘时说:“70年前沈阳离别时他对母亲说的那句‘相信党组织,一切听组织安排’,至今回荡在我耳边。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要把能够为国家为民族所想的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俞恩炘曾在安徽、武汉、成都、上海等地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俞恩炘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决心参加革命。那时,东北解放区已全面开始建设工作,俞恩炘毅然决定带全家离开上海,远赴东北。“我在求学的时候,曾立志为大众服务……我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公路事业,为东北建设服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东北公路管理总局决定疏散全局家属。儿子俞之城清楚记得,临走前一天,父亲对母亲说:“相信党组织,你带好两个孩子,随组织一起走,一切听组织安排。我因工作忙,不能送你们了。”没想到,这会是父亲最后的遗言。

在家属队离开沈阳的第二天,俞恩炘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公路工程总队”,开赴朝鲜,负责配合前线部队抢修公路,支援前线军需物资运输等任务。1951年3月,俞恩炘因伤寒在五里亭进行治疗。不幸,敌人发现五里亭目标,轮番轰炸扫射。紧急关头,俞恩炘拒绝医护人员的搀扶,大声喊:“不要管我,快救其他病人!”不料敌机一阵低飞轰炸、机枪扫射,俞恩炘的右小腿被炸碎,左腿膝盖下中两弹穿孔,鲜红的热血染红了他倒下的那块土地……

俞之城说,父亲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

吕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理财系96级学生。1998年夏,吕俊得知安徽省金寨县关庙乡有不少适龄儿童因贫困而失学,主动要求利用暑假到当地考察。他用自己的奖学金买来书籍和学习用品,和几位同学一起顶着八月的烈日,跋山涉水,帮助失学儿童。

8月31日,在参观改滩造田工程时,徐敏骥、陈瑜、韩菲三名女生不小心掉入靠近峭壁山崖的深潭。吕俊听到呼救声,全然不顾自己水性不熟,拼命救起徐敏骥和陈瑜。可另一名当地学生彭明却被河水卷走,吕俊顾不上自己已经体力不支,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向深水区游去,然而,两人再也没能返回。

吕俊的生命,永远停留在21岁,但他的故事至今仍在大别山区流传。他的同学和朋友们,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温暖善良的男孩。多年后,被救的徐敏骥同学说:“我更愿意相信,他在一个遥远的、我们看不见的角落,保持着那个大男孩温和的笑容,看着我们的生活继续。”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不同年代的他们,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的生命,有的如流星般短暂,却在点亮夜空的瞬间,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

“昔日山河破碎,捐躯赴难君不惮。如今国泰民安,复兴之梦我辈圆。”身处新时代,愿你我继承先烈遗志,传承信仰力量,书写不凡人生!

(图源:档案馆;参考资料:《复旦英烈传》)

制图:成钊实习编辑:责任编辑:殷梦昊、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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