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初始，常听父母提起一位沪上有名的慈善家，是张家的亲戚。童年的我不知这位“黄家公公”叫什么名字，也搞不清有哪几位张家长辈与黄家结亲，只是颇为好奇地发问，“慈善家”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但在激进与蒙昧壅塞了头脑的青少年时代，老城厢的家族与所有沾亲带故的往事渐渐从我的记忆中丢失。
好像历史有缘。时隔近七十年，包括黄涵之在内的上海慈善家被阮清华著《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召唤回来。
流行多年的“现代化叙事”虽已受到批评，近代上海慈善史研究仍多取径于此。这本书着墨的“传统”，不是去刻意渲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之传统因素，或过分夸大老上海地方精英兴办慈善的“丰功伟绩”，而始终围绕着起自老城厢的民间慈善组织如何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相遇共生这一主题，发掘调适与创新中的坚守与传承。书中揭示：传统的民间慈堂善会一方面主动适应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样态、情势与结构，厕身其中并再造自身，一如书中论述的“庚子救援”、模范工厂游民工厂的创建，皆是传统慈善组织赈济施善的新尝试与现代经验的借鉴吸收；他方面，传统路径与方式在筹措资金、善举内容以及解决权益纠纷等方面均有沿袭，尤其是与都市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民间慈善资金的网络化，其由内而外“三个层次”组成的“同心圆”结构，依然与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颇为相似。而坚守这份传统的，不只是数百个上海民间慈善组织中的那些“百年老店”，也包括众多的“后起之秀”。那群老城厢的创业及后继者，亦不断地与“大门口的陌生人”结盟，联合各路善人善会，继续执沪上乃至全国民间慈善事业之牛耳，并在五方杂处、阅历各异、身份有别的慈善家群体中不断地再塑自己。
讨论民间慈善事业，另两个绕不过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以及公共范围（public sphere)或“公共性”。虽然数十年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不存在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民社会”，但并非不存在官方及民间皆参与的“公共领域”与自治组织工具；许多学者也认同国家与社会的“未定边界”及“彼此嵌入”的主张，然而，对社会“自主空间”和“底层反抗”的优先关注或着力过猛，还是导致不少探讨民间社会的史书堕入“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陷阱。《慈航难普度》则立足于民间慈善活动实态与动态的细致描述，善团与政府间彼此警惕、控制与反制、依存与合作，行善者与被施者的共存与冲突、事愿相向与相悖均得到充分而生动的展现，国家行政、民间慈善组织、受施与索施的弱势群体三者关系的张力与限度，清晰地揭示出来。书中第六章“慈善与产权——‘寄柩所风波’”的叙述与分析，尤发人深省。在这个苏北难民抢占“鬼屋”的故事里，维权与侵权、公产与私领、“莠民”与“义民”、“勒迁”与“拒迁”，充满了善会寄柩所、市政厅及其下属机构、苏北难民三者间的来回撕扯，论辩博弈，几近暴力边缘。事件之结果，苏北难民的侵占行为得逞，“弱者的武器”确乎有效，但正如书中所论：“寄柩所风波”既是难民自我表现、自我肯定的形式，也是地方政府、地方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一种“合谋”。唯其如此，才可能出现三方虽有长时间的逼迫、勒迁与反抗，却依然维持基本相安无事的结局。难民的表达，正是借助与精英的“合谋”，才得以实现和留存，尽管这种合谋是在三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底层的表达正是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得以产生并影响事态发展，也唯有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表达才有可能。
尽管像这样的“合谋”与“相安无事”在近代上海慈善史上并非个例，但更多的是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作为“善人之网”的群众基础，受施者转身成为消弭、瓦解甚至破坏慈善网络的力量；政府管控的失度，一方面纵容或激化底层民众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家的积极性。而从传统蜕变而来的慈善家们，面对大众媒体动辄曝光揭短，甚至无端谴责，极为不安与无奈；面对来自政府机关促其法制化、规范化的各种条条框框，繁琐复杂的程序，更不胜其烦，兴建慈善组织的热潮渐渐消退。由此，“慈航普度”之难留下了一个颇具现实性与普适性的世纪诘问：“这个度在哪里，需要双方不断对话，不断试错，而后才可能找准。但若政府过弱，监管可能流于形式；政府过强，‘民人无以置喙’，则可能两败俱伤。此一难题，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深思，更值得继续探讨。”
掩卷沉思，借用吕芳上先生之语来结束此文：“要知道历史的传承有如父母子女，父母给子女生命，子女要回馈的是生命的意义。”确合此言，这部书承载的是一个新上海人对故土乡亲父老养育之恩的深情回报，捧出的是一份对远去都市与老上海慈善家风雨普度的厚实回馈。
（作者为复旦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