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常说，钟扬老师为人豪爽又低调，在世界屋脊盘点植物家底虽已有十六年，过世前却往往不为人所知。2014年起，他逐渐进入了媒体视野。而那几年，钟扬的生活也发生了几多改变——因突发脑中风被送往长海医院抢救，直到醒来后医生提醒，不能饮酒，一年内不能再去西藏。然而，“戒”得了酒，西藏却是“戒”不下的。
2014年7月，彼时的我刚刚结束大一，看到社团的支教招募信息便由着心性立刻报了名。那是一辆48小时的绿皮火车，跨越5600米的唐古拉山口进入拉萨，由大巴车中转到山南地区，兜兜转转再沿着雅鲁藏布江的崖壁去往乡里。在那个叫做西藏山南加查县冷达乡第一小学的地方，我们待了一个月，与孩子们同吃同住，包揽了除去藏文外的所有课程。那是所有故事的缘起，“西藏”和“公益”也从那时起，悄然为我种下了一颗种子。
2016年2月12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发《复旦大学钟扬教授10年破解红树北移难题,备上一份“生态厚礼”送给后人：为50年后的上海栽下美丽海岸线》。研究红树分子进化超过20年，坚持11年远赴各地考察红树林引进工作，这个低调的“藏族大汉”长了年龄，多了皱纹，添了阅历和荣誉，却从未曾改变初心。
2017年7月，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初级中学，我的第五次支教。从大一的西藏冷达乡，到大二的云南曼歧、内蒙古西乌旗，大三的云南团田，故事转眼间已经写了这么长。每一群孩子都不相同，我却一次比一次更多虑，更担心所谓的新世界成为横在他们面前唯一、被视为正确的出路。于是我们开始增设民族文化保护课程，开始联络NGO提供专业儿童性教育课程材料，开始有意识地为各年级进行职业普及引导与“梦想卡”收集。看着孩子们的稚嫩而朴素的梦想在眼前发光，“张老师”的称呼突然有了温暖的实感，也开始重新理解生活中遇见的师者仁心。
2017年9月25日，钟扬意外逝世。这位科学家、教育家、恩师、挚友、红树林的培育者、拥抱青藏高原的大地之子就这样离开了大家。有幸曾参与钟扬纪念活动的采访写作工作，无论是生命科学学院一张张叠着纸鹤的静默现场，还是光华大道黑白条幅旁驻足哀悼的师生，或是挚友对他的怀念与追思，都道不尽他这一生，也远非利在千秋四字可以形容。
2018年1月，我再次回到了云南省团田乡，这个曾经支教过两次的地方。只不过这次不再以“张老师”的身份，而是尘肺病人救助志愿者。乡间公路边零星散布着露天小石厂和尚未卖出的坟石，那也是尘肺叔叔们在没有口罩没有任何粉尘防护设备的条件下，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地方。车行不远就是龙陵县人民医院，来自团田的尘肺病人从十余年前开始奔向那里，从少年到老年，从工人到病人，始于石又终于石。我开始扩展公益的深度与外延，带来了尘肺专职救助NGO的登记手册与防粉尘口罩，带走了88份病人档案和48份助学表格——每一颗教育和公益种下的种子都在生根发芽，而这片土地从此不再与我无关。
如今钟扬老师逝世已有两年，这也是我在公益之路上行走的第六年。一年里，钟扬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复旦师生细致采访精心剪辑的《寻找钟扬》纪录片首发，他心心念念的红树林正重启引进之路，第三代幼苗已基本适应上海冬天的低温，而他生前精心写作的每一块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板也微笑着迎来一批批求知若渴的孩子们。爱国奋斗精神在这里延续，而追忆钟扬之路，也正是“团结、服务、牺牲”之复旦精神的描绘与践行。
有幸作为学生获奖者获得首批“钟扬基金”，有惭愧，有追念，是勉励，也更觉肩头重任，追随前路步伐之不易。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却仍想伸手拽上一次，努力给予光热。第一次支教到第五次支教，从儿童性教育到尘肺病帮扶，从自闭症儿童陪伴志愿者到博物馆导览，每一次回望，心里总归多了安定踏实。总有一批人，会将未竟之事一路传承。
曾采访过一位钟扬老师的挚友。结识多年，他曾在特意写了幅字送给钟扬，引的是韩愈的《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
故穿庭树作飞花”
或许这也正是钟扬老师一生的见证。与雪域高原结缘，与植物和种子相伴终生。秋去冬来，等到明年再暖，无数颗种子生根发芽，也将又是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