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4年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学习的。当时没有教科书，老师上课发讲义，我们学生则都是像速记员那样记笔记。所以，在那个时候，不同学校，甚至同一学校的不同班级，由于讲课教师的讲课内容和水平不同，学生的学习收获可能也不一样。到我毕业那年（1959年），我国自己编写的医学教科书陆续出版，当时我正在准备考生理学研究生，就买了刚出版的生理学（徐丰彦主编）和生物化学（李亮主编）认真阅读，很有帮助。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教材。那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我的老师徐丰彦教授接到了主编《生理学》教材的任务。他邀请了几位著名的生理学教授参加编写，并让我担任编写组的秘书工作。这对于我这样一个青年助教来说，真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不仅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和领会了教授们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和编写教材的严肃认真的作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得到参加编写教材的机会。那时张镜如教授接到主编全国统编教材《生理学》（第三版）的任务。他让我参加编写了书中的一章。后来，我还担任了张镜如、徐丰彦主编的大型参考书《人体生理学》（第二版）中一个篇的的分主编。九十年代末，张镜如教授把《生理学》和《人体生理学》两本书的主编任务都交给了我。在此后的十五六年中，我先后担任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第五和第六版）、八年制和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第一和第二版）、英文版《生理学》（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Textbook of Physiology），和《人体生理学》（第二和第三版）的主编，另外还主编了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在这些年编写教材的经历中，我有以下一些体会。
一、教材的编写者
编写一本教材，首先要遴选好编者，组成一个工作认真，能各尽所长，合作共事的团队。
每一个专业学科领域都有非常多的知识，就像一棵大树，有树干、分支，从大的分支到小的分支末节，再到树叶，还有看不到的埋在土里的根系。即使是一名大学教授，也不可能对自己学科的所有知识全都掌握，往往是对学科中某一领域的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对其他很多领域的知识只是一般的了解。所以，一个学科的教材一般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是由主编和若干参编者共同合作完成。作为一本教材的主编，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好一个优秀的编写班子。我在主编生理学教材时，邀请了国内多位在生理学不同领域有专长的教授参加编写。参编的学者不仅应在生理学某一领域有优秀的科研成果，而且必须具有从事本科生生理学教学的丰富经验。对于具备教学经验这一点，徐丰彦教授曾经给我讲过他的亲身体会。他在主编生理学教材时，曾邀请几位专门从事科研并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参加编写，但是后来发觉，因为他没有从事过大学教学的经历，写的教材起点很高，新知识很多，但对于医学生必需掌握的基本知识却写得不够，和当时医学院所规定的教学要求有些脱节。
我在组织编写队伍时，还曾经邀请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学者参加编写。有一位原先在我们系工作的教师，当时在美国一个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每年都给医学生上课。我就邀请他参加编写我们教材的一个章。他写的书稿内容非常适合我们使用，从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到新近的学术进展安排得很恰当，所用的插图非常规范，所列的参考书目也很恰当，中文的文字功底也很好。后来有位科学院院士看了这本教材，对书中这章的内容和安排非常赞赏，曾专门问我这位编者是谁，因为这位教授在国外工作，国内很多同行不认识他。
二、教材的科学性
教材必须强调科学性，这是无需强调的。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也就是说，生理学的知识都是从实验得来的，所以，生理学教材中所写的知识都须有明确的实验依据。我们还常在教材中具体讲述一些经典的实验设计和结果，让学生理解生理学的知识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具体的实验研究得来的。
另外，教材中介绍的知识必须是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有些猜测尽管可能很美好，但如果没有可靠的实验依据，就不能写到教材中去。个别学者的实验结果和报道，虽然很新颖，但在得到学术界公认之前，也不宜因求新而急于写入教材。
我在做学生时，我的老师徐丰彦教授再三告诫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强调“三基”和“三严”。“三基”，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中掌握好每门课程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三严”，就是对待科学应该有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和严密的方法。在编写教材时，“三基”、“三严”也应该体现在教材中。生理学知识的积累，逐渐形成了生理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所以，学生在学习中，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知识，而且很重要的是通过知识的学习领会并深刻理解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概念。譬如，生理学中一个经典的重要概念，即“机体内环境的稳态”（homeostasis）。生理学教材中几乎每一个部分，在讨论身体各个器官、细胞的具体功能活动时，都贯串着内环境稳态的基本概念。所以在学生每学完一章后，都能进一步加深对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和印象。又如，生理学的知识都是从实验得来的，而从研究对象的提出，到实验的设计，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确定，实验结果的收集和分析，包括去除实验中的假象和伪迹，最后得到研究结论，整个一系列过程是有其一定的规则的，如果违反正确的规则，就会得到错误的认识。实验的方法和技术也极其重要，科学的方法是开启生理学各个研究领域的钥匙，正是随着实验方法和技术的不断改进和革新，科学才不断地发展。
教材不仅要给予学生有关的科学知识，更加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培养和锻炼科学思维的能力。拿生理学来说，我们总是从观察到的现象去寻求其机制，提出“为什么？”于是再进行深一层次的研究，观察到深一步的现象，然后再一次提出“为什么？”。科学研究往往就是一个不断地提出“为什么？”的过程。另外，我们的教材要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每个研究的结果和结论都是在一定的研究条件下得到的，所以，在细胞水平上得到的研究结果，不能简单地或直接地用来解释或理解在整体中的情况，因为在整体条件下有各种因素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情况远比在细胞生物实验中复杂。因此，在细胞水平上得到的研究结果还必须在更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反复观察，做更多更复杂的实验来验证细胞水平研究的结果。
上面所说的一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在编写教材时，我们在书的一开始即“绪论”中就运用相当的笔墨来书写，意图就是让医学生在学习生理学的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概念，建立印象。所以绪论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认真写好。我在近年编写生理学教材时就在绪论中特别强调了关于“整合”的概念，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生理学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就是尽量把研究简单化，即所谓“还原论”的方法，把机体从整体还原到器官，再从器官到细胞、分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对生命现象的认识不断地深入。然而，现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仅仅有器官、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仍不能对整体得到全面完整的认识，因此必须再回过来，把在不同水平上的研究联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以求得到对人体生命现象的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认识。
三、教材的先进性
教材的先进性似乎也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人人都知道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新的知识层出不穷，因此，教材当然必须经常更新，把新的知识补充进去。我们的体会是，在编写一本新的教材时必须解决好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新知识、新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些基本知识，在我当年做医学生的时候学的，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教材中照旧出现。但是，如果所有的基本知识在新的教材中都要保留，那么新的教材必定是愈来愈厚。所以，在编写新的教材时必须认真地考虑原先教材中的内容哪些是必须保留的，哪些是可以删除的；同时还必须斟酌哪些新的知识和新的概念是应该或必须增加的。这一点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在具体操作时往往感到很难，常使编者觉得困惑，也时会引起同行间的争论。
不同学科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生理学常常要用物理学、化学、数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有些生理学者善于借用其他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来解释和理解某种生理现象，后来得到生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使之成为一个生理学自己的概念和术语，并写入教科书。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举例来说，记得我在学习电子学中正反馈和负反馈电路时初次接触到“反馈”（feedback）这个概念，但那时从没有在生理学的书刊中看到过有人用这个词汇。后来，在国外的一些论文和学术讲演中逐渐看到有人把“反馈”这个词汇用来解释生理学中的一些现象，并把它作为一个生理学的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徐丰彦等教授在编写生理学教材时就把“反馈”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把很多生理现象归结为“负反馈”。当时在教材中还有一个表述：生理活动中“负反馈”的例子很多，但“正反馈”的例子只有一个（膀胱排尿反射）；而病理过程中则有很多正反馈（恶性循环）。后来，反馈的概念在生理学中被普遍应用，反馈的例子在教材中愈来愈多，正反馈的例子也不再是个别的了。再举一个把“调定点”（set point）和“重（新）调定”（resetting）的概念写入教材的例子。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时，看到国外生理学界把“调定点”和“重调定”的概念用到了生理学研究中，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后来我在编写教材时就把“调定点”和“重调定”的概念写到教材中。
四、教材的可读性
教材还应该有可读性。因为读书的是学生，他们是初学者，对所学的知识还是门外汉，所以教材的写作风格应该是笔法流畅，读起来不拗口，不吃力。复杂深奥的内容要用相对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来，使学生阅读时容易理解。所以，写教材和写研究论文是不一样的，在写作时必须时刻想到是否方便学生阅读和理解。
作为教材的主编，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力求把教材中不同编写者的书写风格尽量做到一致。每个编写者在写作时都会表现出自己的书写风格。譬如，有的作者喜欢用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有的作者则喜欢用很长的句子，有的作者喜欢用接近口语的文字表达，有的作者喜欢先用一个问题来引出后面要叙述的内容，等等。我的观点是，应该尊重各个作者的书写风格，但是，在同一本教材中，如果每一章的书写风格很不一样，就可能形成较大的反差或跳跃，对学生阅读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或者不能很快习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保留了主编的修改权，可以对各位编者所写章节的文字做适当的（也是有限的）修改，以求使全书的书写风格基本上一致。这个工作虽然只是整个编写过程中的一小部分，但我觉得对学生是有益的，而且也得到了一起工作的编写同仁们的认可。
五、我编写教材的短板
我觉得一生中能有幸参加教材编写工作是很有荣誉感的。特别是在已经退休多年后，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遇到一些青年医生或教师，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大学时就是学你编的书的”，这真的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也感到很欣慰。是的，写一本教材必须对学生负责，让他们能得到收益；如果写的教材不好，那就是误人子弟，必定留下终生的遗憾。
回顾自己编写的教材，觉得总体上还是可以的，但明显地还有短板。我清楚地知道，我编写的教材中最大的弱项就是插图。插图在教材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文字叙述的补充，而且常常能帮助读者对有关内容加深理解和印象。但是，在我参加编写的几本教材中，参编者一般都缺乏制图的能力，我们周围也不大能找到可以胜任制作教材插图的专业人员，因此就常常沿用旧版教材中的插图，或模仿国外书刊中的图制作一些简单的线条图。反观国外一些著名的教材，不但插图的外观质量很高，而且往往一种教材有全书统一风格的具有特色的插图，构图的思路清晰，图的表达准确，非常有助于读者。我在2009年主编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第二版时，终于得到一位参加编写的教授的帮助，请他们系的一位有画图能力的老师对全书每幅插图一一进行修饰、加工，使教材的全部插图具有新意，而且风格一致。我从心底里感谢这两位老师对这本教材的重大贡献，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教材的稿酬较低，我们无法给他们应得的酬谢，我为此一直感到歉疚。
另外，在编排教材的索引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弱项。早年的教材是没有索引的。后来，我们对教材做了索引，但是索引的条目很少，而且往往一个词汇后面只列出一个书页码，实际上不能起索引的作用，但由于在中文词汇后面有相应的英文名，所以学生常常把它用作熟悉英文词汇的工具。另一方面，那时我们也缺乏好的编辑工具，做索引完全用人工的办法，索引词汇的所在页要自己到书中去找，所以很花费时间，而且工作很单调。近年来，计算机编辑工具多了，编索引也就容易多了，出版社编辑对编排索引也重视了，所以近年出版的教材中索引有所改进。但我觉得和国外一些好的教材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六、认真负责精神要贯彻始终
编写教材要求编者对这份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我的编者同事都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要求自己书稿中绝对不出查错，常常为了弄清一个小问题，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思考，把最后得到的答案写在书稿上。每位编者在完成自己的书稿后，都要反复阅读多遍，确保在内容和文字上都没有错误，然后定稿交稿。编者之间还互相阅读对方的书稿，并提出修改的参考意见。
在出版社给我们教材的校样后，各个编者都对自己编写的部分逐字逐句仔细阅读，不放过一个错误。在各位编者阅读校样的基础上，我作为主编，再次对全书从头至尾（包括中英文字、图、表等等）细读一遍，在出版社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读校样的工作，送交出版社付印。
教材出版后，曾经有生理学界的同仁对教材写了评论，对教材中有些地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具体的建议。我对这样的评论很重视，写信给写评论的老师，感谢他的关注和意见，并且在以后编写新的教材时考虑他的意见和建议。另外，我也收到过一些读者来信，主要是问一些生理学的问题，请求解答。读者来信数量虽然不多，但我都写回信一一作答。
上面所写自己参加编写教材的情况和体会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写教材时，教材还是以纸质书本为主的，后来附加了光盘。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我希望，更相信，我们国家的教材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为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