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书系”总序（有删节）
作者：陈平原
“人文书系”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
章学诚说过：“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另外，学问中还要有“文”——起码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学问”与“文章”之间的巨大鸿沟。
钱穆曾提醒学生余英时：“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我相信此乃老一辈学者的共同追求。不仅思虑“说什么”，还斟酌“怎么说”，故其著书立说，“学问”之外，还有“文章”。
与“专著”不同，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在《怀念“小书”》短文中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
早年醉心散文，后以民间文学研究著称的钟敬文，晚年有一妙语：“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提醒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拚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我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或许，对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志趣与风貌；而读者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也是一种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