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很多年来，成功的大城市很容易被放在一起比照，过去上海经常被拿来和北京比照，现在大家又喜欢比照深圳和上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在英国剑桥读书的现港大教授龚启圣（James Kai-sing Kung）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把经济特区选址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深圳？他说，兴办特区如果是为了更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选择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或者天津才对。对中国政府的这个举动，他只能给出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兴办特区应该是有政治目的的。在他看来，这个政治目的可能就是为收回香港做准备。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再看深圳和香港的关系，是当时任何人都不能预料的。我一直在找一张能从空中看深圳和香港的图片，最近终于找到了。照片中的中间是那条著名的深圳河，河的北侧是深圳福田区，南侧是香港的新界，有意思的是，福田这边非常发达，有漂亮的口岸，也有很多高楼大厦，但是靠近福田这边，香港的新界却很荒凉。
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边界堆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边界一侧是落后的地方，它就希望把资源堆放在靠近发达一侧的边界旁，目的是能够接近来自发达一方溢出的好处。举例来说，江苏跟上海接壤的苏南地区就比苏北地区发达的多，因为苏南接近更发达的上海。
这样的现象其实很普遍。如果你拍一张美国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处的照片，然后拿照片让很多路人辨识一下哪边是美国，哪边是墨西哥。我相信90%的人都认为照片中看起来很繁华的一边应该是美国，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地区，很荒凉的一边恰恰是在美国境内。在墨西哥境内靠近美国一边，反而人口和经济活动密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为什么要在深圳这个地方搞特区？就是因为香港那时候是个“好邻居”，发达的经济可以有很强的外溢性，将经济特区设在紧邻香港的深圳，在经济策略上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有非常成功的香港做伴，特区深圳在四十年后有了成功的发展。
不过，跟深圳在粤港澳地区的独立角色不同，地理位置决定了上海的功能在于其巨大的辐射力，因为上海是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带队在长三角做过一个调研，后来形成报告上报了中央。这份报告提出，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的主干，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是上海，上海经济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有巨大的辐射功能。费先生说，中国经济要腾飞，就要做好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而要做好这个文章，核心是长三角和上海的发展。在这里他提出浦东要开发。
三十年过去了，浦东的发展加固了上海经济的地位，上海已成为长三角名副其实的龙头。因为上海的经济转型和结构变化，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和一体化。过去十年，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朝向更加融合的发展趋势。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占到整个中国经济的46%。也就是说，中国将近一半的经济流量是在长江经济带的九省两市创造的。可以说，整个长江经济带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轴。
我们再看深圳。深圳的经济总量很快要达到3万亿元，估计那时广东省经济总量将三分天下。而粤港澳湾区的经济增量已是中国大陆经济的13%。如果把粤港澳湾区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经济体量相加，就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60%。
所以， 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开上海和深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尽管都非常重要，但上海与深圳的角色其实依旧不一样。表面上看，上海像一个中老年人，但很优雅，深圳是个年轻人，活力四射。但这表面的背后是两个城市不同的经济构成与角色的差异。上海除了保留传统的装备制造业之外，正在转向一个以金融、贸易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中心，而深圳却是中国的“硅谷”。在过去二十年中，深圳的硬科技产业发展超过上海，但就综合实力而言，上海依然稳居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地位。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会告诉我们，深圳不可能是另一个上海，也不应成为一个平庸的城市。因为即便在政治上，我们也需要深圳走在改革的最前沿，成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上海则不一样。有时候我会抱怨，上海也许被赋予了太多的国家战略担当，但我们在经济上确实需要有上海。中国经济的发展轴离不开上海这个龙头。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需要进一步加快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长江经济带的融合发展，更需要推动深圳与香港的融合发展。上海和深圳当然是两个重要的引擎，必将助力我们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本文是作者2020年10月16日在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经作者审定。
（演讲原题“上海与深圳的未来角色”，由澎湃新闻记者马一鸣、编辑李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