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名单正式公布并通过公示，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董宁宁的课题“汉代新疆边防城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列于其中。
作为该课题的一部分，今年7月初至8月，她带着文博系博士生朱旭初、硕士生孙晨一同来到新疆昌吉州奇台县，与从石城子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相伴，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
作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石城子遗址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戍边城址。它不仅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亦在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格局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了深入追寻两汉时期城址居民的戍边生活，一探千年以前发生的经济转型，于此地出土的逾万块能够准确断代的动物骨骼成为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在整理石城子遗址动物遗存、追寻两汉时期戍边百姓生活的过程中，她们与一万多块骨头为伴，按进度做好了后续研究的第一步，用这些一手资料初步证实石城子遗址的生业经济满足了防御和生计的双重需求。与此同时，她们也挺过了突发疫情的各种波折。坚守在动物考古的科研工作中，这一群人的新疆行纪，化成了至为特别的暑期记忆。
复旦动物考古研究小分队与奇台文旅局、博物馆负责人合影，左三为董宁宁，左四为孙晨，左五为朱旭初
解码万余骨骼：为戍边之地的历史拂去沙土
在取出根据出土单位分装的动物骨骼后，鉴定者需要先行记录遗迹单位、地层、编号、发掘时间等基本信息，而后将之按照动物种属（即牛、马、羊、猪、狗等）作分类，再依照身体部位（头骨、脊椎、桡骨、股骨等）分开每种动物的骨骼，并初步判定是否可以鉴定；在此之后，才能就骨骼的部位、保存状况、左右、种属、风化情况、人工痕迹等若干项目作判断，并记录数据……
不远千里来到新疆，复旦考古三人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一套在非专业人士看来略显繁琐和枯燥的动物骨骼鉴定流程。
出土动物骨骼
在当地抗疫形势陡然紧张以前，虽然有不小的工作量，和区分绵羊、山羊，明确动物病理等工作难点，这一任务的进展仍称得上井然有序。尽管石城子遗址的动物骨骼数量多达一万六千余块，足足能装45大袋，充满干劲的她们依靠科学的分工和彼此间良好的默契，依然顺利地将进度推得飞快。为了给后续研究打好铺垫，小分队还专门挑出了齿列较为完整的下颌骨观察牙齿的磨蚀状况，计划带回实验室开展古DNA和牙釉质氧同位素的分析，以便进一步研究动物的年龄结构和饮食构成，用新手段挖掘信息。
回想彼时，此行的每个人都对未来的发现深怀期待。即便此后便是疫情及随之袭来的风波，这一动力源泉仍始终支撑着她们。
用董宁宁的话来说：“动物考古考察的对象是动物，但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和人有关的信息。”这门学问研究人和动物的关系，最终仍将用于解读人的行为。汉代治理西域后，当地的生业经济究竟如何满足防御和生计的双重需求？历史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而答案的线索就藏在那些被当作吃食和使役对象的牛、羊、马、骆驼身上。
有时候，抽丝剥茧的过程就像个有趣的解谜游戏：要描述古人与动物的关系，需要知道古人饲养动物的意图；要知道古人饲养动物的意图，需要明确他们的饲养方式；要明确他们的饲养方式，需要喂养食谱或动物出生时节等若干信息，要挖掘这些信息就会用到牙釉质氧同位素等分析手段。当现代科技手段填充了相关联系间的逻辑链条，历史方能更全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目前，这一项目还在实验室继续。未来，以石城子遗迹为切入点，董宁宁等研究者计划用这项研究串联起新疆地区其它考古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结果：“纵向上考察新疆史前到两汉以后的生业情况变化；横向上比对不同地理位置和小环境中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探讨新疆地区整体的生业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业经济对作为中西交通要道，和民族融合熔炉的新疆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患难见真情：以投入工作的专注战胜愁绪 携跨越千里的情谊继续前行
孙晨（左）和朱旭初（右）工作现场
时间回到8月6日。终于踏上返程的孙晨坐在飞机内望向窗外，机舷下的天山山脉一如来时，她的心情却早已不同。
近一个月之前，董宁宁带着她和朱旭初一起自上海飞至乌鲁木齐，而后乘大巴来到奇台县。延续此前因疫情中断的工作，她们需要抓紧时间，继续于奇台博物馆整理石城子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
在那一刻，这次旅程将出现的种种波折，还没有任何一人能料到。
情况开始生变的痕迹，是一条新闻：“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浙江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新疆输入）。”新闻报出两天后，乌鲁木齐封城。奇台县快速响应，公交线路停了，城际交通停了，博物馆也不再对外开放，三人被通知必须通过核酸与双抗检测才能继续工作。
从7月20日到25日，随着越来越多的楼宇成为隔离点，小分队辗转住处。为了在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继续工作，三人最终搬入博物馆宿舍。孙晨突然有了面对时代洪流的实感。担忧、惊惶、不安涌上心头，但想到手头工作的种种进展，专注之心又把烦扰暂时拂去。反复拉扯下，不知前路的境况莫名在她心中点燃一股前行的勇气：不如更多沉浸到骨头的世界之中。
“既然我们是安全的，就没有道理不继续工作。”或许是师生间的不约而同，董宁宁和朱旭初也在调整情绪后重振了精力。她们的信念如此一致：无论如何，手上的工作不能搁下，一定要全部妥善完成。
转眼，所有工作在8月的第一天宣告完成，她们即将踏上回家的路。经过与新疆各防疫指挥部的反复沟通确认，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三人于8月6日从地窝堡机场离开。
据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介绍，加强与国内各省市自治区考古机构的紧密合作，参与各地重要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是研究院早早定下的方针。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道的新疆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关注重点。研究院正式介入由新疆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石城子遗址考古工作可以追溯自2018年。两年往来，涌现的学术成果有目共睹，双方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番波折后，董宁宁等三人回到上海，马上以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和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名义给奇台县文旅局和博物馆写了一封感谢信，在酬恩之余，更表达了期望与新疆文博考古机构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含义。
安排生活和工作事宜、在封闭管理期间提供住宿和餐食、协调保障车辆协助返程、帮助与防疫指挥部沟通……“患难见真情”便在此间流淌。董宁宁坦言，在来自学校和学院的持续电话、微信关心之外，此行中最多的帮助就来自于新疆。
“联想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石城子遗址，边城的先民本是两汉时期戍边的军人和百姓，‘移民实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几千年的历史说起来遥远又模糊，但在奇台这个地方、在面对危难之际，忽然就有了某种清晰的联系。”董宁宁说：“这让我感到我们的研究变得更有意义了。”
对朱旭初和孙晨来说，这也是收获了成长的一个月。纵然期间一度有负面情绪涌现，两个人为自己复盘时，说的话却不约而同：比之前辈考古人，这些苦还算不上什么。她们的感谢对象，有新疆地方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在学校守望着的老师们，有身边亦师亦友的董宁宁，更有这段难得的经历本身：一方面是专业能力，朱旭初切身体会到了技术性鉴定的熟能生巧；另一方面则是心态，孙晨笑说，扛下了这一次，往后面对克服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也会更有勇气。
并没生出什么退缩之意，这两个年轻人说，她们对考古的热爱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