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出征任务确定，1小时救援队组队完毕，2月4日出发，当天晚上到达武汉。这支救援队，正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也被称为华山“三纵队”。
出发前夕，当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教授张继明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作为队长带着整个救援队上前线“打硬仗”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压力很大。转念一想：确实应该我去。这个张文宏口中的“张妈”是华山感染另一灵魂人物，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狡诈的“敌人”，张继明当仁不让。
在驰援的武昌方舱医院，华山“三纵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医疗队共同奋战，实现了病人零病亡、零回头，医护零感染，为提高治愈率、有效降低病亡率交出了一份闪亮的答卷。武昌方舱休舱后，包括张继明在内的26名队员继续转战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与华山医院的战友们会师，收最重的病人，打最硬的仗。
出征之时，张继明的发言只有简短一句话，却铿锵有力：不辱使命，带着所有人平安归来。
凯旋之时，张继明感慨满满，这位从医36年的医学“老兵”，见过无数生死时刻，但武汉前线的点点滴滴还是让他数次落泪。
最大危险是不知危险在何处
从武汉回沪，在前线瘦了十多斤的张继明终于开始慢慢恢复体重。张继明感慨：终于睡了一个好觉。采访在隔离休整期间进行，话题自然从张继明回沪后的状态谈起，言语之间，张继明最为牵挂的还是患者和学生，他说，很多患者等着自己开诊，他的几个学生，目前课题进展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在他心上，分量最重的永远是患者和学生。
能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初到武汉时的感受吗？
张继明：出征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未知的战场。刚到武汉那晚，我们直到下了火车，还对接下来要去哪里一无所知。后来，我们被接到了一个大体育馆，才知道这就是方舱医院，就是我们后来奋战的地方。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就像战场前线，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最前线的紧张气氛。2月5日当天晚上11点，我们就开始接收病人了，到第二天上午一共500名病人入院，这个强度是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很多人问我，前线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危险就是不知道危险在哪儿。
当时方舱医院组建仓促，物资匮乏，条件极其简陋，院感流程还在形成过程中，身边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风险。但我们必须冲在前头，还得保证自己不被感染。我负责整个医院的院感管理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出征时我承诺的那样，要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应该说面临的压力不小。后来，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实现了这个目标。
进驻方舱医院后，一开始医疗队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呢？
张继明：最初方舱医院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当时方舱医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一开始都没有大的垃圾桶及垃圾袋，要拖地找不到拖把，要消毒地面却没有消毒片，体育馆无污水处理系统，需要收集病人的洗脸水、漱口水，却没有水桶等物资。我的一个在职博士生王燕（华山医院老年科医生）自己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买到了拖把等物资。后来，在政府和全社会的通力协作之下，医院内设施物资不完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外，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感也是一个问题。在抗疫前线，医生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每几个小时换一次班，和患者的交流不太稳定，加上一开始一些患者存在悲伤、焦虑、急躁、恐慌等负面情绪，医患之间的信任感和沟通会比平时更为困难。
后来，在武昌方舱医院，我们成立了临时党委，在舱内成立病人临时支部，让病人和医务人员一起参与舱内病友管理， 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做一些思想工作，稳定情绪、消除恐慌。同时，我们在前线推行一套我们称为“话”疗的治疗方法，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平时医护人员还通过和患者聊天交流，为情绪低落的患者提供安慰和鼓励，事实证明在患者病情改善方面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医疗队以及政府部门之间衔接顺畅，患者治疗情况也趋于平稳。大家可以从媒体上看到方舱医院内的一些场景令人振奋：在医护人员带领下，患者们可量力而行，随着音乐节拍跳起广场舞、健身操，活力满满，促进身体更好更快地康复。除此之外，这样做有助于和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稳定患者情绪，还可发现病情重一些的患者，以便作为重点监护对象，减少转为重症的比例，降低病死率。
疫情面前别无选择唯有逆行
武昌方舱医院从2月5日开始收治病人，运行了35天后宣布休舱。35天的时间里，武昌方舱医院渐入佳境，创造了一系列“最”：最早投入使用、最早成立临时党委和病人临时支部、最早有患者出院、最早开始进行病人心理疏导、最晚一个休舱。其中，在运行6天后的2月11日，首批28名患者痊愈出院，极大提振了全社会抗击疫情的士气，也很好稳定了患者的情绪。
您在前线经常是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最辛苦的时候支撑您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
张继明：我觉得主要还是职业精神驱动。疫情面前，别无选择，必须要站出来，必须要上，这就是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
此外就是前线氛围的感召，我们刚到武汉时，平日里繁华热闹的街上几十公里内都看不到人和车，商店都紧闭大门，街上安静得让人感到压抑。这些都给人一种身处前线的感觉，会推动你必须要去做些什么改变这个状况。
当然，我们在前线也感受到很多来自后方的关怀，市卫健委、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华山医院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保障，为我们免除后顾之忧，也让我们感觉，在武汉前线，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您和您的团队坚守在前线的一个多月里，一定有不少记忆深刻人和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继明：其实在前线，还有很多武汉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他们的贡献也非常大。医护人员在方舱医院的工作，是联防联控的其中一环，还有更大范围的工作是政府、社区在做。在战疫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我接触到的每个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哭过。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病人、援鄂医疗队员，他们自己其实都没什么吃的。医院内的方方面面细节，比如说医院里门坏了，穿防护服的地方需要镜子等，这些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去协调解决的，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也付出了很多。
高高在上做不了一个好医生
在前线奋力抗疫的同时，张继明也没有忘记他的学生们。2月26日，一堂面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6级临床八年制专业本科生的“传染病学”课程在“云端”开讲。身在方舱医院的授课教师张继明仍坚持准时上线为学生答疑解惑，为同学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如今，您作为医学生和青年医生的前辈，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您在方舱医院的时候仍坚持给学生上课，您说“就算再忙，也不能耽误学生的答疑！”可见学生在您心中的分量，您对后辈有怎样的要求和期望？
张继明：与大多数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同行比，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我考入上医之日起即意识到这点，也暗暗下定决心，要经受起寂寞，笨鸟先飞，做一个不遗余力的追赶者，尽最大努力，做出优异成绩，回馈我最热爱的上医和华山医院。
我经常对学生讲的话就是，英雄不问出处，我不看你的起点，你的出身如何，关键在于你的持续付出和踏实努力。作为上医人、复旦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作为医生而言，还要学会和病人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这次前线抗疫的经历更让大家认识到医学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我自从有手机开始，都会把手机号留给病人，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现在有几千个联系人，很多都是我的病人。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是医患之间建立信任的一个做法。对于大多数病人而言，他们没有特别的事一般不会来打扰医生，但有需要的时候，哪怕医生说上几句宽慰的话，对病人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一种希望。作为医生，我最怕的不是病人得了疑难杂症，而是他对你产生不信任，进而放弃治疗。
医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医是一辈子的事，除了医术层面，更有人文关怀层面的培养，也就是上医倡导的“为人群服务”的理念，要仔细体察患者的需求，与患者交心。有一次，我的学生负责的一个患者要转院，他是从外地前来求医，家属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使用打车软件叫车。于是，我请学生帮助病人叫好了车。我对学生说，让他自己到外面去扬招出租车，万一很无力摔倒了，出事了怎么办？很多在你看来很容易的事情，对于病人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困难。
所以，做医生如果不投入进去，浮在表面，高高在上，是做不了一个好医生的。要理解你的病人，就是把他当成亲人。同样，你也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回馈。
近年来，您发表了不少科研成果。作为临床医生，您是如何做到临床和科研两手抓的呢？
张继明：在知名大学的附属医院，光会看病是不行的，还要会做科研，也就是近年来所说的研究型医生。在1999年前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足，需要充电，否则会跟不上时代。由此我产生了到先进实验室进修学习的想法。当我把这种想法向翁心华主任汇报后，他非常支持我。他一直有着前瞻性的眼光，对我说流行性出血热患者逐年减少，要把研究方向转到我国的常见病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肝炎上。在这个领域，上海医学院的基础研究也是处于全国前列的，他亲自带着我去找闻玉梅院士，闻院士马上安排瞿涤教授具体指导我，从事鸭肝炎病毒感染模型和苦参素抗病毒作用的研究。
闻玉梅院士、瞿涤教授和何礼芳教授是我在乙肝基础研究方面的领路人，这段科研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这些年来，闻院士一直强调临床与基础的结合，她对我的鼓励也一直在激励我在科研的道路上前进。不论身在何地，任何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中的一员，袁正宏、谢幼华、童舒平、王宾、李建华、邓强等多位教授在乙肝研究方面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至今与他们的课题组仍有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