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一下中国经济的研究，通过阅读大量的中国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文献通过使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去验证已有的一些理论或推断的理论假说，这类文献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包括我自己，我身边的同事，我相信大家有很多这样的研究。我们从中国找一个证据，然后验证已有的一些理论命题。我们指导学生做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基本上都是做这样的实证研究，尤其在金融研究领域，这类研究就更多了，不少研究通过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一些既有的理论命题。
第二类文献从观察到的中国的重要经验现象出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或原创性的理论。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重要的经验现象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能否观察或捕捉到这样的重要现象决定了我们提出原创性理论的概率。这一方面跟经济学家本人的修养和训练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直觉成分。张五常先生常讲，他一生是有几篇文章可以传世的，这个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份。那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基于难得一遇的重要的现象而写就的。
中国经济的重要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取舍的标准到底怎么定？我认为，任何原创性理论，都至少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原创性理论应该解释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而且相关的现象往往表现为谜团（puzzle）。
原创性理论需要把这个谜团揭开，而不仅仅是解释一般的现象，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太多了，但真正可能催生重要理论创新的重要现象并不多，而且往往可遇不可求。
第二，原创性理论在已有文献中应该是首次被提出，哪怕构造这一理论的部分要素存在于现有文献之中。
比如，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用于解释中国重要经济现象的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的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尽管西方文献里早有分权和联邦制的理论，但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重要现象，相关理论在文献中是首次出现的，因此仍然可以视为原创性理论。
第三，原创性理论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换言之，原创性理论提出之后，会有更多的跟随者。跟随者要么是不断提供可以用这个理论解释的经验证据，要么证实该理论能够在很多在其他领域当中得到应用。虽说一个新的理论最初是为了解释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提出来的，但是它可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甚至跨学科的领域中被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理论应用的边界可以被扩大是非常重要的。总之，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引发持续的证据积累，甚至于能够产生一大批的跟随者，那么这个理论当然可以被称为原创性理论。
而且，评判原创性理论的标准应该是在学术发展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就像当年杨小凯关于分工与增长的理论工作那样，还有林毅夫基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有多少人跟随，后续有多少人为他的理论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原创性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这40多年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可以看到有哪些原创性的贡献可以总结出来，甚至写入中国经济的教科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确有一些原创性的理论，现在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这些理论，会引用它们，甚至有更多的年轻学者都可能选择用这些理论开展学术研究。在一些可以列举的例子当中，价格双轨制理论应该算一个。该理论的发展最初是基于中国改革初期在生产资料的供应上出现的一物多价现象。后来有人把这个现象跟当时研究控制经济的非均衡理论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不可否认，这个现象催生了很多理论的研究。而且，这个理论不仅仅是用于解释当时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还可以在其他领域加以应用。再比如，关于地方的分权和竞争理论，该理论的雏形是钱颖一、许成钢借用组织理论中的M-型概念来定义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现象。这一概念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就是央地关系。后来该理论开始逐步转向，与财政学家、政治学家的研究相互交叉、结合，最后发展成中国式财政联邦制理论，一直到后来许成钢写的长篇的文献综述，应该说在文献中已经被广泛接纳。
还有一些好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检验，但其在文献里的影响值得关注，可能周黎安等人提出的官员竞赛的理论算一个。尽管锦标赛理论不是新的理论，但是基于锦标赛理论的官员晋升和GDP竞赛理论的确捕捉到了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个理论能够得到持续的完善和发展，也可以称为原创性理论。
可见，要想提出原创性理论非常不容易，经久而弥新更难。
第一，我认为要能够观察到重要的现象，这是最重要的前提，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现象可能在眼皮底下就过去了。但是，仅仅发现了现象未必能够做出原创性的研究。
第二，经济学家需要有试图改变已有理论的成立条件或约束条件的动机和勇气。因为我们往往习惯于接受既有的理论和这些理论成立的条件，不希望去改变它们，但是一旦放松条件之后，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特别想举一个例子，林毅夫1991年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农户技术选择的论文，我觉得很有启发。这篇论文研究了中国农户的技术选择，他观察到，即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禁止了要素市场的存在，农户的最佳技术选择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如果是这样，那么已有的理论就错了。按照已有的理论，也就是著名的Hayami和Ruttan的理论，存在要素市场是最佳技术选择的约束条件。林毅夫观察到，即便禁止了要素市场，农户的技术选择并没有违反比较优势，这说明最佳技术选择并不需要要素市场存在。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后来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把类似的思想发展成为纯理论的研究，写到宏观发展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去了。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有时候要想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可能只是需要解放思想。中国到处存在看上去不符合已有理论所依赖条件的现象，但是已有条件是否真的对结果具有唯一性？这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难以预测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理论没有考虑不同的约束条件。用已有理论预测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要有发达的金融、合理的价格、自由的市场等前提条件，所有这些跟经济发展有关的理论都根深蒂固。所以，用已有理论对照中国最近40多年的发展成就时，就出现了很多谜团。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证明，必须要面对自身的约束条件，这些条件不容易在短期改变，最重要的是知道在自身约束条件下如何做出独立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现象需要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而新的理论往往是从改变约束条件开始的。尊重中国的历史与国家制度，在经济发展的逻辑框架里识别清楚中国的初始条件和特有约束条件，才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
最后，我个人觉得，随着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的不断成长，应该讲中国的原创性理论会越来越多，现有的理论在很多方面的使用边界也会被大大拓展，这些工作都可以纳入“中国经济学”的教科书当中，成为可以经久耐用的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