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出征返沪的复旦学生义勇军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活跃着一支学生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中，有50余人来自江湾复旦大学学生军，他们自动编入第十九路军，协助据守吴淞口至蕰藻浜一带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学校首推学生军
说起复旦大学学生军，源于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创立之初的兵操。当年复旦公学成立之初，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就对学生体育锻炼十分重视，他特聘英美教官进行兵操训练，中国海军元老、复旦校董萨镇冰也曾亲自到校指挥兵操。1920年重新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规定，学生必须上兵操课，“每星期由兵操教员讲授军事学一次，并练习技击以保国粹。”1926年底，由复旦学生发起的全面军事训练在校园大操场进行，此举开了全国学生军训之先河。
1927年，复旦大学正式决定，成立复旦大学学生军。学生军定制专门的军服，与正规军相似，购置假枪200余支，“全副武装”。每天早晨，在校学生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张丰胄同学的率领下，到江湾跑马厅进行操练。
学生军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学生军负责人张丰胄等曾到南京找军政部长冯玉祥将军，申请学生军备案和要求发给步枪演练，冯玉祥对张丰胄及学生军非常欣赏，向学生军提供了1500支七九式步枪和弹药，张丰胄毕业后，还被冯玉祥任命为豫陕甘三省政治考察员。学生军训练之际，还得到了驻沪第十九路军的军事技术支持和帮助，翁照垣旅长、董清源团长等军官也常来学校指导和演讲。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学生军义愤填膺，决定每天早晨6点到7点进行军训，做随时抗日牺牲的准备。5月9日，复旦学生军参加了上海市学联召开的全市学生反日大会。9月一开学，学校规定本学期实行强制军事教育，男生自不能免，“本校女生须习体育，或女子救护队，或女子童子军4学期，每学期给予1学分”。后又增设高级军事班，习满给予2学分。11月，学生军200多人包租沪杭列车前往杭州野营训练，并在岳庙前高唱《满江红》，誓死抗日，气氛悲壮、纪律严明。
李登辉校长非常欣赏学生军，每次学校行政会议讨论军事训练问题，他都积极支持和赞同。在李登辉的影响下，其他教师也很重视操练。对此，理学院院长林继庸先生这样描述：“义勇军会操时，李老校长常常莅场检阅。他每见到同学们精神奕奕，纪律严明，常笑对我们说：‘这个……这个……这个很好！’金通尹先生每遇到惊险镜头，辄忧形于色，但时亦开颜欢笑。章友三自惭孱弱，购备了一套戎装，始终没有穿着出场。殷以文在徐家汇附中，武装赳赳。遥为呼应。吴剑岚敢于髀肉复生，舍枪取剑，淬厉甚勤。温崇信则常常紧皱双眉，作金刚怒目。”（林继庸《怀念复旦学生军》） 1929 年夏，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复旦学生军奉命参加奉安大典，复旦学生军军容排名全国第三。1930 年4 月，学生军赴杭州参加了全国运动会操练表演，并协同维持赛场秩序，受到好评。
学生义勇军名声大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复旦师生群情激愤，9月21日，全校师生2000余人在大操场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李登辉校长、金通尹秘书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决定，通电全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要求政府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收复东北失地。同时，请求加强军训，以便投笔从戎，组成劲旅抗日。李登辉校长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复旦大学成立军训委员会，由林继庸任主任、注册主任温崇信任副主任，将全校学生编入三个大队，并组建女生救护队，同时报请国民政府指派军事专家来校担任教练。
说到复旦学生军，不得不提林继庸先生的名字。林继庸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护卫，1919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采矿系，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1928年2月，林继庸到复旦化学系任教。他后来回忆称：“我当时在复旦教书，校长突然叫我接替郭院长（指郭任远，原为理学院长——引者注），一任六年之久。这次擢升乃是李老校长登辉先生的独力提拔，我和李校长在那时不过仅仅谈过两次话。”（林泉等《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
1929 年底，林继庸曾在学校做关于国防化学的演讲，会后还进行国防化学等项目的表演，参加人数有700 多人。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又决定，增设军事化学课程，林继庸担任主要授课老师。
在林继庸的主持下，学生军军训非常正规。操练时，全体学生军均戎装裹腿，女生则不准穿高跟鞋，一律平底鞋。林继庸、温崇信等老师也不例外，一身戎装，不少老师还自己购置了军装，个个仪容威严、戎装整齐。学生队长拥有相当职权，队员必须服从纪律，违纪者由军训委员会军法处处理。一位教官曾因向林继庸报告而忘记了敬礼，林继庸当即“唤他回来申斥一顿”，还有一位总队长周孝伯因犯规，林继庸“在大队前予以申诫，当众去其总队长职，降为士兵”。
经过训练，复旦师生礼仪已有军人气质，直到学生毕业以后，依然保持着军人风格。据林继庸回忆，1938年1月，他已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任职，一天，忽然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声：“报告！”“门开处，一位军官踏进门来，向我敬礼。”林继庸抬头一看，正是当年复旦学生军的郭坚。郭坚是学生军的负责人之一，“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曾率学生义勇军开赴吴淞前线，任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教官。此时，已在国军中担任连长之职的郭坚，因第二天就要开赴台儿庄，特来向林先生报告和辞行。林继庸送郭坚出门，“眼见他离去，眼看到他的影子没入于人海中，不见了，永远没有再见他了”（林继庸《怀念复旦义勇军》）。不久，台儿庄大捷，郭坚却在与日寇血战中壮烈殉国。
1931年11月，为了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复旦学生军改名为复旦学生义勇军，并联合其他八所学校举行了首次大检阅。学生义勇军一时间名声大噪，电影公司专程到校拍摄义勇军的纪录片，国民政府的军事将领和学者如王柏龄、陶希圣等也常来复旦演讲军事，南京、上海一带的大学纷纷效仿组军，用林继庸的话来说，“京（南京）沪一带变成为学生义勇军的世界”。
师生共赴国难
复旦学生军改名为复旦学生义勇军，标志着同学们走上了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艰难历程。
1931年11 月，东北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抗击日军，复旦义勇军组成100余人的援马抗日团北上抗日，虽在上海北站遭国民政府阻止，但抗日团步行北上，在南翔、苏州等地宣传抗日。11月21日，李登辉校长主持校务会议，推举林继庸为指导员，指导学生赴东北抗日。22日，援马抗日团乘车到达南京，28日，到达北平，张学良将军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援马抗日团成员，并赠予干粮和大衣。此后，这批学生加入了河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1932年初，复旦义勇军组成寒假特别训练班，到驻沪的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学习军事技术，得到了翁照垣旅长的帮助。“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江湾复旦校园因为地处日军进攻上海市区的必经之地，处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校园险象环生，“一日数惊”。1月25日，李登辉校长主持校务会议，要求对复旦校园设备、仪器予以转移和保护，复旦学生义勇军则日夜守护学校，维持秩序。
1月28日，日军挑起战事，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一五六旅布防吴淞、蕰藻浜一线，复旦义勇军50 多名学生在总指挥赵聚钰同学的率领下，高举黑底红字的“复旦大学义勇军”大旗，前往参战。义勇军先是担任上海北站一线防守，直至深夜12 点，十九路军各旅团到达后，蔡廷锴将军对义勇军队员劝慰道：“平日养兵，用于此时。国家造就一大学生，殊非易易，勿容轻易牺牲。”一部分义勇军队员有感于蔡将军语重心长，特别感动，于是同意退至闸北太阳庙担任通讯救济及维持治安等任务。另一部分义勇军与一五六旅士兵一起，坚守吴淞炮台34 天，给予日军以重创。淞沪停战后，义勇军随十九路军一部撤离至无锡。
“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林继庸教授担任第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专门研制军事武器抗日，他指导化学系师生在学校和大世界附近秘密制造手榴弹、计时硫磺弹、烟幕弹及防毒面具，开展军中服务。一位化学系助教回忆，一次试制黄色炸药，经结晶、过滤、洗净后，放入烘燥箱烘干，后来离校回家，忘记切断电源，唯恐出事，赶紧赶回学校实验室，才发现一位工友已经把插头拔下，“始将悬吊之心放下”。2 月下旬，他们已制成相当数量的烟幕弹，遂与驻军联系，到真如指挥部施放，取得很好的效果。2 月底，复旦制造的弹药全部交给军方使用。3 月9 日，沪战结束，烟幕弹还曾作为掩护十九路军撤退的武器。
林继庸教授还另有传奇。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之初，林继庸和师生们就开始研制水雷，拟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先向上海兵工厂制造500 磅TNT 水雷，并透过杜月笙氏，转商前水上警察厅长沈葆义，挑选富有血气，精于泅泳之水鬼（精于水上活动，从事水里工作者）凡十五人，至四马路一品香西菜馆大嚼，酒酣耳热之时，林氏慷慨陈词，说明任务，众皆感动，愿赴死难，为国捐躯。乃同赴闵行，加以训练……”（朱沛莲《林继庸计炸出云舰》） 后因日军防备严密未果。4 月29 日，日本侵略者为了炫耀淞沪战役胜利，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典礼。典礼进行中，朝鲜义士尹奉吉引爆定时炸弹，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当场毙命，日本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等也身受重伤。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定时炸弹，就是林继庸率领复旦学生军研制的。爆炸案前，学生们找到一个热水瓶大小的铁管，用锉刀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由林继庸组装研制成炸弹，大家称它为“大菠萝”。林继庸的儿子林世明先生曾记述过他父亲晚年的有关回忆：
我们曾经炸过出云舰，但没得手，几次爆炸事件的失败，陈铭枢及王雄一直怀疑我们身边有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我白天在兵工厂指挥做手榴弹，晚上和同学们制造大菠萝。
复旦义勇军都是我的学生，我的子弟兵里没有汉奸，而且炸弹一定是要我自己亲手安装到位才能达到既定效果。我把大菠萝交到尹奉吉手里并教会他用定时或拧壶盖5 秒即爆炸，分别时我握住他的双手，深深向他一鞠躬预祝成功。
当天我同胡厥文等躲在虹口公园附近，得知尹奉吉进入会场，手心都是汗……不久传来一声巨响，我本能地肯定是大菠萝引爆了。（伍艳《我所知道的林继庸》）
由于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等在爆炸案后坚称对此事件负责，不愿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友人，所以关于炸弹制造的细节一直没有披露。此后，日本方面得到线索，秘密跟踪林继庸，林继庸一度避居当年尚属偏僻的复旦校园外的燕园，后又被迫转移离沪，赴欧洲考察，从此离开了复旦。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复旦学生义勇军完成了使命，重返校园复课。但是义勇军的壮举，已经成为复旦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直至抗战胜利，复旦大学投笔从戎的抗日师生计有800余人之众，这是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复旦学生义勇军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光大密不可分的。
“寻找百年名校足迹，再现一代大师风华”
《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读史老张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