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烈英 1931年出生，1952年8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提前毕业，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8月起在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8月迁校时为马列教研室教师，首批随校西迁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学社科系系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交大附中首任校长、西交大党委委员等职；多次荣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并被评为陕西省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省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等。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亲切会见了14位西迁老教授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4位老教授中，有一位复旦校友，他就是卢烈英。
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联名的《西迁老教授给总书记的一封信》寄往北京，第三位署名者是1952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卢烈英。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并做出重要指示，对写信的15位老教授致以崇高敬意，祝他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2018年新年贺词，总书记再一次提及，“2017年，我又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其中……有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国家需要“西迁精神”
总书记的回信和亲切接见对卢老而言，是两个“没想到”：一没想到总书记回信如此迅速；二没想到总书记给予“西迁精神”如此之高的重视、鼓励与肯定。
以卢烈英为代表的老一辈西迁人急切地感受到，国家特别是西部的发展需要“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奋斗”的西迁精神”。因此，他们给总书记联名去信，希望通过爱国奋斗的教育，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扎根西部。2017年11月底，15位西迁老教授通过学校党办把信发出；12月初，中办回电，说总书记看到信了，而且有指示。到了中旬，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来到学校党办，宣读总书记的指示，“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高度重视这个事情，他们把西迁精神作为动力，作为推动西安建设的动力”。
“复旦给人生指明方向”
1950年，国家尚未统一高招。卢烈英报了江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同时被两校录取后，选择了复旦历史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复旦本科学制为三年。第一年结束，他通过考试转到新闻系。
在新闻系，他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给闸北区公安局整理反革命资料；后加入“土改”，在这场动员了全系整个年级的行动中，卢烈英先去安徽五河县，后去灵璧县，在土改中担任副组长。
土改结束，学习开始。卢烈英记得很清楚，系主任王中上新闻学概论，舒宗乔上摄影，还有居欣茹、朱振华老师等，都是他在复旦求学的重要引路人。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复旦不名教授多，选课听课的自由度极高，他选修的写作课，教师就是中文系的大师。
“复旦给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这个方向，是指在复旦的经历，让他知道要接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培养了他的党性意识、阶级立场。“那时复旦园里，大家喜欢一起唱苏联歌曲《再见爸爸妈妈》，因为很多同学报名抗美援朝上了前线。我们当年立志，今后要服务国家，感觉要对得起他们，他们是为我们去牺牲的。”
1952年底，中央决定要培养建国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宣传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请苏联专家任教员。复旦有两个名额，21岁的卢烈英成为其中之一。
因为国家需要，这个研究生班也提前至一年毕业。毕业后，卢烈英被分到交大担任马列教研室教师。
这一年，他23岁。
心有大我不后悔
1955年，交大西迁。
迁校动员“都是一对一谈话。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照顾都可以提”。迁校得到了大教授名教授的一致拥护，有三句话风靡校园：“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背起行囊到哪里去”；“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他回忆，大家都积极踊跃地报名，动员过程非常顺利。
但越是顺利，越显出西迁精神的可贵。25岁的卢烈英面临人生中或许是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他有四个姐姐，他是唯一的男孩。父亲去世后，母亲随他在大沽路家中生活。此时，四个姐姐因工作去了外地，分别在青岛、北京、沈阳和南京成了家。
母亲不愿意去西部，但留下“就没人管她，因为一直是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同时，房子也是个大问题，西迁就要交掉。
交大党委副书记曾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表示组织可以照顾他留在上海。“不用照顾”，他当场答复。
在南京的三姐向组织汇报了难处，调回上海。他把母亲交托给了三姐。随后交了房子，成为西迁史上首批教师。卢老至今怀有歉疚：“我一辈子对不起妈妈”。
选择确实艰难，但他绝无后悔。卢老总说，爱国要胸怀大局，心有“大我”，“这八个字很要紧”。心里不能光考虑个人、装着“小我”，要考虑“大我”，祖国、民族甚至有时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迁精神是集体主义
这种“不后悔”不是无根无源的。卢老认为爱国、奉献、奋斗的西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主义。
他记得西迁时前辈和同事们的选择。有位校医在徐汇区有一套小洋房，举家西迁后把小洋房交给学校，作为西安交大上海办事处。动力系的陈学俊院士交了在和平饭店后方牯岭路上的房子，讲“房子留着总是一个牵挂，我要到西部去了，就打算一辈子就在西部了，这房子就算了”。
卢老感叹，他们这批年轻人之所以能把爱国、奋斗、奉献的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很重要就在于老干部、老教授们树了很好的榜样。
但西迁确实难。卢老忍不住感叹，“扎根西部真的很难”。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都难。
搬家是最早的西迁人最“害怕”的事，但当时“我们觉得迁校非常轻松”，办理迁校手续时，卢烈英到后勤处登记，当场签字批准，且立刻分好了西安房子。“跟后勤说家里哪些东西要搬走，他们马上搞出清单，之后打包、登记、装运，一直送到西安家里，我们再也没操过心”。
整个西安交大后勤团队二十来人，工具只有一辆铲车。像钢琴等大件物资，是十来人一起抬上楼。很多后勤职工那段时间累倒了。“这些全校一盘棋的故事很感人”，卢老反复强调西迁精神中的奉献、担当，是一个整体价值观、整体人格。
对卢老而言，西迁精神同井冈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起，如光明日报所言成为党的精神谱系一个分支，关键在于总书记说的：西迁精神的内核是奉献，是与党的事业、党的需要同向同行。
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
西迁至今，卢老扎根西安64年。
迁校不容易，建校更困难。这批西迁教员有一句口号：绝不能影响学生一堂课，绝不能耽误一次实验。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老校长程士英亲自上讲台讲基础课，哪边缺老师就得顶上。筹备新专业“是白手起家，所以要搞教案搞教材，定教学计划，找教师。”
“现在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特别有体会。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我也说了这句话，因为真有感触，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
回忆在西安交大的岁月，卢老最高兴的是做成了两件事：一是在他来之前，西安交大没有文科。他以马列教研室为基础，筹备了第一个社会科学系，任第一任系主任。后来又成立了第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这个社科系是全校文科的“孵化器”、“老母鸡”，西安交大从此不再是纯粹的理科院校；第二件事的起因是文革期间西安把原来的附中收归市里并改为八十三中。后来，交大领导请卢老另创附中，当时卢老还未离开社科系，兼任附中首任校长两头创业、两手抓。附中重建初期，有生力量连同校长在内只有三人。如今，附中已经成为了全市甚至全省中学教育的名片。
“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这道证明题，卢老做了整整64年。
2018年，他用68年复旦人的身份写就了留给母校后辈的赠言：“发扬爱国、奋斗精神，做西迁精神的新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