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蔓延下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将往何处去？ 2020年4月2日，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2020年第1期活动举行。聚焦学理性、前沿性和前瞻性，副校长陈志敏及十余位人文社科教授参与对话活动。会议由文科科研处主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协办。
本刊撷取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万广华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今年要关注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应从保增长转而聚焦保就业、保减贫、保中小企业的生存，综合这“三保”目标，刺激策略应使用大数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基于企业工资单，分担收入处于中下层的职工的工资成本。要优先考虑对需求侧，而不是对供给侧的冲击，因为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长期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再忽略需求侧的问题。要客观理性评估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坚持从中华民族振兴的目标出发制定相关政策。
程大中
（世界经济系常务副系主任，教授）
疫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收缩、全球产业链断裂和全球产业链转移。建议：一是在短期内，各国（地区）政府包括国际机构应通力合作尽快阻止疫情的进一步爆发和蔓延；二是疫情结束之后，在中长期应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角度，考虑如何尽快建立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管控系统，以及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安全管理协调机制；三是中国要着力增强应对新型系统性风险能力、将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纳入到营商环境的评价过程当中、对产业链和价值链带来的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秦 倩
（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如果疫情中长期存在，会对经济、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由于最近10年地缘政治的回流，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的全球卫生合作面临了非常大的阻力，在疫情中间或者结束之后，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合作、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发展，这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沈国兵
（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轨迹是改变不了的。大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以便实现行业生产率差异带来的市场规模经济回报最大化；小国更需要经济全球化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补齐要素禀赋短板，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才能提升其行业专业化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疫情全球蔓延最大的考验是就业问题，应主张通过需求管理端、供给服务端、收入政策端和人力资本池储备端等四大政策协调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就业问题。
沈 逸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这次疫情是一个危机、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它同时给全球治理的良性变革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能不能走好、能不能用好还有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更大更积极的努力。应对疫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相当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在网上观察信息的传播，包括各类行为体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互动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网络空间的新型战略博弈，同样值得进行更加深入和有效的研究。
田素华
（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疫情全球蔓延与不平衡的全球化有关。不平衡的全球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加强现有国际组织改革，各国共同担负全球事务责任，才有可能尽快控制新冠疫情，尽快恢复全球经济常态。对新冠疫情要群防、群控，全世界所有国家要力争在同一时间点上限制人口流动、限制人员接触，使那些疫情防控能力薄弱的国家得到及时帮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包括商品供应短缺、劳动失业增加、工厂大量关闭；在长期，新冠疫情会成为人类社会重构全球化的新动力。
郑 宇
（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教授）
关于援助，我们现在主要是用的是应急式的双边援助，还要参与更多的多边援助。关于多边合作，战后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商品贸易为主的WTO机制，更多的是外生性合作。在全球治理领域，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让嵌入式合作变得更加的迫切，但是现在还没有一种好的机制能够来对这种嵌入式的合作进行管理和协调。关于贫困，21世纪以来，全球减贫的整体效果是非常好的。但这个趋势因疫情可能会被扭转。疫情之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人口可能返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框架来对待这个问题。
丁 纯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欧洲显然已经成为整个疫情的震中。在应对上，欧盟各个成员国主要通过财政的举措，通过贷款的担保、减免税费、保障消费、扶持中小企业、扶助劳动力市场，救助弱势群体；欧盟层面主要是通过放宽财政赤字限制的举措，采取定向的量化宽松政策，启动欧洲共同货币基金等措施维持市场流动性。对欧洲一体化来说是危、机并存。一方面，“国强盟弱”的危机应对态势会持续，另一方面，诸如卫生物资联合储备体系等一体化深化的举措会应势增强。在中美欧大三角博弈中，必须积极地拉住欧洲，反“脱钩；同时做好相应的准备，努力在年内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
张 骥
（外交学系系主任，副教授）
疫情的应对显现出了国家能力的竞争、国际领导力的竞争。同时，显示了原有的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在下降，出现了“再国家化”的现象。主权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高涨，全球化出现危机，国家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国家形态本身也随着疫情应对在发生很多重要的变化，产生政治、经济后果，比如国家主义的上升、产业链条的收缩等等。冷战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兴盛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受到挑战，疫情的发展很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人们去反思新自由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结构性变化正在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