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生，其实，我与钟扬老师仅有三面之缘。原本是想写写“我所见过的钟扬老师”，静心一想，我也只是见过钟扬老师三次而已。
第一次见到钟扬老师，是一场学术报告，在西藏大学的阶梯教室。钟扬老师在讲台上，我坐在教室下。报告的细节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但至今还记得讲座的题目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讲藏菠萝花的。
那一次，我们互不认识，我不知道钟扬老师是“何方神圣”，却只听得“花儿”有点意思。我还记得报告结束，有两三位同学在与钟扬老师交流。而我并没有靠近，只是静静地离开了。那时候，还没有养成听报告的习惯，更不会想到母校西藏大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能请到外面的名师做个报告是多么不容易，也自然不懂得珍惜。
那时候，大概是2007或2008年，大一下或大二上学期。时间有些久远，实在想不起来了。但那晚讲台上的钟扬老师的样子，忘不了，高高的胖胖的黑黑的，口音浓重。那一次，我更不会想到，我后来的命运，会与这位作报告的老师有关！
第二次见到钟扬老师，是2010年6月22日，自然是在西藏大学，而见面也就十几分钟，那时候，我们依然相互陌生。
我记得那天刚下课，学生科团委的辅导员老师喊我去她那里一下，原以为又有写稿之类的工作安排。意外的是，导员老师根本没说宣传部的工作，而是告诉我，钟扬老师在三教二楼，让我快上去找他。我当时其实是有点“蒙圈”的，我都没搞清楚是个什么事儿，我只记得导员老师跟我说的关键词“保研”“夏令营”“推荐信”。我呼哧呼哧跑到二楼办公室，看到胖胖的老师，在敲着电脑键盘。
那时候，我大三，因为当初的报告，我记得他，而他还不认识我。那一日钟扬老师简单跟我聊了几句后，就给复旦物理系的蒋最敏老师去了电话，因为物理系夏令营的网站开放时间刚刚结束不久。尔后，钟扬老师在一张便签纸上给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我便迅速离开了。
这个字条我是一直留着的，可是我找过三次，都没有找到，找了三次，我哭了三次。那一次，我依然不知道我的命运会与这位老师有关。后来听说数学班有位同学再去二楼找钟扬老师的时候，老师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正是因为钟扬老师的推荐，给了我到上海学习的机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于我一个乡村出来的小女孩，想都没想到会去世博园里看一看。而钟扬老师却早已为我们来自西藏大学的四个同学买好了世博园的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是钟扬老师自己掏腰包的。如今他走了，却又没走！
那时候，我依然不知道钟扬老师是“何方神圣”，印象还是胖胖的黑黑的。但2010年6月22日与那位辅导员老师，我忘不了，一如我今生永远忘不了钟扬老师一样！有时候我时常在想：或许，人的命运是否机缘巧合，就差那么十几分钟。
第三次见到钟扬老师，是在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报告厅的那座教学楼，也仅仅是打了一声招呼。具体是哪一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还是一场报告，与第一次见他时的报告不同的是：这次钟扬老师不是报告人，而是主持人。作报告的是多识活佛，应该是钟扬老师的朋友。钟扬老师自然是胖胖的黑黑的。这一次，我与钟扬老师相互认识。
从第二次见面到第三次见面，大概间隔了四五年吧，那些年该是有无数次再见到钟扬老师的“机会”，然而，那些年我却似乎是一直在“躲”着老师。从世界屋脊上的优等生变为平原上的劣等生，落差不仅仅是“海拔”，而是自尊“变态”地演化成卑微。
我后来一直在想，这或许是那些年一直“躲”着老师的原因吧！然而，当我离开了西藏，离开了上海，再想回去见见钟扬老师的时候，老天却让我永远没有了机会！
有段日子我也常常在想，在学校的时候，倘若当初与像钟扬老师这样的真老师有更多的见面机会，或者珍惜每次见面的机会，我可能会传承更多的精神或者能量。抛开个人受益方面而言，从社会贡献度上来讲，或许那样更有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
记得有次与国岐师兄聊天，我说我即便以后做得很好，钟扬老师也看不到了！师兄却说：“活得好，不是给谁看的。但你努力改变，却是在告慰钟扬老师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