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她在国际上尤其在美国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她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及后来，她多次访问美国；1987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时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报刊“今日美国”上登载了一篇她访问美国的新闻报道，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复旦大学校长。
谢希德先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52年到复旦大学工作。我是1955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但我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1958年的暑期在复旦邯郸校区300号楼（在相辉堂前大草坪的西北角，现叫蔡冠深人文馆）里。那年谢先生和一批青年教师刚结束五所大学在北京大学合办半导体专门化的工作，回到复旦物理系创办半导体专门化。当时教师办公室和实验室就在300号楼里。1958年是大跃进年代，那年复旦校领导两次提出“苦战四十天”口号，停课让学生进实验室与教师一起搞科研。我当时的科研工作是与一位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一起建立一台用于制备锗单晶三极管的高温扩散炉，它是我在五年级做毕业实习的关键设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在300号楼内经常能见到她的身影。谢先生当时是半导体学科负责人，天天都到300号楼里，以身作则，与学生同甘共苦，受到大家敬重。
我们这届学生是复旦第一届五年制本科生，从四年级上学期(1958年9月)开始又正常上课。全年级分为四个专门化班，我所在的班为半导体班，它是复旦独立自办的第一届半导体专门化班。在四年级全年和五年级上学期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教师要为学生开出六门专门化课程。在这六门课中，谢希德先生一个人为我们讲授了四门专业课。她一个人主讲了“量子力学”（自编讲义），与方俊鑫先生合作讲授了“固体物理学”（两人合编了教材，该教材在1960年代初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这门课的经典教材），与郑广垣先生合作讲授了“半导体物理学“，单独主讲了”半导体理论“（自编讲义）。在一年半时间里，她的教学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谢先生讲课特点：物理概念清晰，公式推导娴熟，上课内容有条理，很受学生称赞。谢先生为复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上半年是我们五年级下学期，全班同学都进入实验室做毕业实习。谢先生是留美归国博士，当时已是国内著名的半导体物理学家，但是她也天天在300号楼内，与青年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并肩战斗，师生关系融洽。我记忆很深的一件往事：当我们学生写完毕业实习总结（相当于学士论文）将要离开学校前，谢先生邀请我们半导体专门化全体毕业生（24人左右）到她家里作客。那是一套三室一厅住房，我们20多位同学都围坐在厅里，她请同学们吃点心和甜汤。谢先生与大家话别，对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寄于厚望，师生情谊浓浓，她的谆谆教导给同学们留下难忘印象。
1960年夏我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有幸被分配在谢先生为组长的固体物理教研组当助教，一边搞科研一边从事教学工作。刚毕业头几年我的教学任务是担任“固体物理学”这门课的辅导老师。从1961年至1963年，固体物理学的主讲还是由谢希德和方俊鑫两位先生共同担任，方先生主讲上册内容，谢先生主讲下册内容。我作为辅导老师与三届（1963，1964，1965届）学生一起聆听两位前辈对这门课的讲授；大课后每周安排一个半天的答疑课，学生可来问问题，由我来给学生解答；我还要批改全年级学生的习题本。在那三年里我从谢先生（和方先生）那里学到了固体物理学领域丰富知识，打下扎实的基础，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也从谢先生（和方先生）身上学到许多优秀品德—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两位先生教这门课很多年了，但每次上课都要做充份准备，每堂课内容几乎都能背下来。两位先生还经常问我学生有什么问题，以便在课堂上重新给同学解答有些难点。这三年下来，我曾汇总收集了一百多道固体物理学的思考题，给主讲教师授课时作为讲解参考，提高了教学质量。谢先生（和方先生）是主讲教师，能经常听取辅导老师的建议，她们这种谦虚态度对我后来的工作有许多启发和帮助。
谢希德先生不仅在业务上给青年教师很多指导，在生活上对青年教师也十分关心。有一件事已过去50多年，我仍然记忆尤新。1961-1962年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我刚工作不久，我父母工资很少；而我祖母于1961年确诊得了胃癌晚期，并于1962年11月间去世。我多次从上海回福建老家探望祖母，花去不少来回路费及医药费，导致我负债累累，最多时债务相当于我当时五个月的工资。当谢先生知道了我的困境后，她让我参加一项工作--为学术期刊“半导体文摘”翻译文稿。谢先生提供给我英文文稿，我把它译成中文文稿，谢先生再对中文文稿进行校对修改后交给出版社出版。通过这项工作，既提高了我的专业英语水平，又得到少许稿费，帮助我还清了一部份欠债。谢先生就是这样处处为青年教师著想，至今我想到这件往事，仍对她满怀感激之情。谢先生，我再次谢谢您!
1966年，谢先生查出得了乳腺癌并做了手术治疗。在她手术后不久，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去她家里看望她。进她家后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她家里住进了另一户人家，两家人要合用厨房和卫生间。这对曾多年留学美英的一对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会是多么地不习惯，多么地不方便。但谢先生在我们面前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也没说出任何怨言。对她身体上所遭受的病痛，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相反，她是信心满满地认为一定会战胜病魔。正因为她有这种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使她在“十年动乱”之后，重新走上教学科研和学校领导岗位，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在逆境中的这些精神值得后人学习的。
1978年，谢希德先生倡导在复旦成立了现代物理研究所，研究所下设有表面物理，激光物理，半导体物理，核物理和理论物理等研究室。我所在的研究组原属于固体光学研究室，1980年该研究室并入激光物理研究室。根据当时国际研究动态，在谢先生的推动下，激光物理研究室下建立了表面光学研究组，从事表面与界面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的研究。我本人就在这个研究组担任研究组长。这个研究组刚成立时没有研究经费，而我们需要自己制作一台Q调制YAG固体激光器及一台脉冲信号平均器（BOXCAR）。谢先生知道我们研究组困难后，就从她所在的表面物理研究室的经费中划出2万元给我组作为启动经费, 使我组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此基础上我们小组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好的实验结果，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1982年在谢先生名下我组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并于1983年我组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正由于谢先生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下，使我们表面光学组研究工作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后来不断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
1982年署假里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了面向亚洲各国的为期两周的“光电子学专题讨论班”（SEMINAR ON OPTO-ELECTRONICS）,在这两周里每天上午由邀请专家做系统讲座报告；下午是安排与会者自愿做一个20分钟的口头报告。当时组织者给中国大陆十个名额，复旦只有一个名额，有幸我被指定去参加这个讨论班。根据我们小组的研究工作，我就准备了一个报告去参加讨论班，报告题目为：“银膜-石英晶体界面上光学倍频信号的增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活动，也是第一次用英语做口头报告。为了不出差错，我把报告的英文稿写好，请谢先生给我修改。谢先生毫不推却，把这份英文稿从头到尾仔细地修改了一遍。按照她修改过的英文稿，我做好报告的透明片带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参加讨论班；我报告后有五分钟提问时间，我也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园满地完成了这次参加讨论班的任务。当时我们大陆只有少数人提供了口头报告，全靠谢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我才能顺利地在这个讨论班上完成了口头报告。
1982年中美两国物理学会签定了“中美原子分子与凝聚态物理合作基础研究计划”的协议，推动和执行这个协议的中方负责人就是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先生。根据这个协议从1983年至1988年，中国五所重点大学物理系和中国科学院五个研究所各派一名中年物理学科研究人员，到美国著名大学的物理系去从事合作研究两年，以提高中方人员学术水平。我们复旦大学物理系前后共派出六位具副教授职称的中年教师去美国著名大学从事合作研究。经过双向选择，我有幸于1985年被挑选去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到时任该校物理学系主任的H. FRITSCHE教授研究组从事研究工作。为了让我能顺利参加这次合作研究，谢先生帮我修改了我的英文履历表，写了信把我推荐给H.FRITSCHE教授。当我确定要去芝加哥大学参加合作研究时，有一次在物理楼前谢先生对我说：“你就要去芝加哥大物理系做访问学者，我不担心你的研究能力，但我担心你的英语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走之前要多听和多讲英语。”她的这一段话我铭记在心，并尽可能按她的要求去做。1986年1月8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芝加哥，休息三天后就去芝加哥大学H. FRITSCHE(后简称H.F)实验室上班，开始了我的访问生涯。1986年3月谢先生去美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APS MARCH MEETING）,会后她顺访芝加哥大学并与H.F教授见面。谢先生问H.F教授：“王文澄的英语听讲能力如何”？H.F教授告诉她：“王能听懂也能说”。对此谢先生很高兴。经过约20个月在芝加哥大学H.F实验室的努力工作，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两篇第一作者文章。在我要回复旦之前，H.F教授给谢希德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王的研究成果表明中美两国合作研究是成功的；他代表了复旦大学的高水平；他对我们小组研究工作做出许多贡献。”谢先生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还把信交给当时物理系领导传阅。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访问研究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复旦大学争了光，是与谢先生从头到尾对我的指导和关心分不开的。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谢先生不再担任复旦校长，但她对物理学系工作还是很关心的。那时我是激光物理研究室主任，记得有一次她说到：要注意引进在国外留学生来复旦任教。在谢先生直接关心下，半导体物理研究室引进陈良尧博士回复旦工作；陈博士在美国IOWA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在AMES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我们激光物理研究室引进了陆兴泽博士来我室工作；陆博士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CNY）获得博士学位，并做过博士后研究。后来我们物理学系不断引进一些留学博士，这些引进来的博士在复旦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谢希德先生不担任校长后是在恒隆物理楼二楼东办公室上班，我在担任物理系主任期间（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也常在那边系主任办公室，我有事经常会去请教她，她总是耐心解答。谢先生有事时也会来找我，有一年她要为物理系推荐一名院士申请人，当时我们系有2-3位可推荐的侯选人，但每次她只能推荐1人。谁先谁后她已有考虑，她还是来征求我（系主任）意见。谢先生为人谦虚的品德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谢希德先生重视外事接待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凡有国外来复旦访问著名科学家，只要她有时间，她都会抽空参加接待。我曾经邀请过两位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来复旦访问，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N.BLOEMBERGEN教授于1994年来复旦访问，他在复旦做了“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的学术报告，谢先生和时任校长的杨福家教授都与他见面和交谈。另一位是国际著名的光学家美国ROCHESTER大学的EMIL WOLF教授于1997年来复旦访问，我也请谢先生与他见面和交谈。谢先生所参加的外事活动举不胜举，通过许许多多的外事接待活动，扩大了我们复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1999年7月至2000年1月我请了半年教授学术假，在美国COE COLLEGE进行一个月合作研究，参观访问哈佛大学激光光谱实验室和多次去耶鲁大学应用物理系激光实验室访问。当我结束学术假回到复旦时，听到谢先生病重的消息。我立即与时任物理系的总支书记及系主任一同赶往华东医院去探望谢先生。这次见到她时，她已卧床不起；我见到她的手已浮肿。我跟她说：“谢先生，你前几次都能战胜病魔挺了过去，相信你这次也能战胜病魔恢复健康。“我说后她没有回答我。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她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
谢希德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她曾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和校长。她为提高复旦大学的教学科学水平和国际上的知名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从1958年暑假第一次见到她至2000年2月最后一次去看她，时间跨越了42年。对我来说，她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是一位直接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好长辈，更是一位给我很多指导的好领导。她在逆境中勇于战胜困难的优秀品格，一直指引着我在人生道路上奋勇直前。
谢希德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