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多，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开出了新的病房，43岁的护士长陶永红随着A1病区的开放而进入的，今天已经是5天了。陶永红被称为“三朝元老”，她曾进入SARS、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的隔离病房工作。这一次，带着一群尚未“打过硬仗”的护士妹妹进入病区迎接挑战，她说，“我的任务不仅是照顾好病人，更要照顾好我的团队！”
“A1病区陆陆续续收了近百人，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收病人的工作琐碎而忙碌，尽管这批都是轻症，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警惕病情的发展。这种变化又经常让人猝不及防。陶永红还记得，29日下午收了一个年轻男子，看起来情况还好，是自己走进来的。谁知仅仅过了10多个小时，病人气促明显、咳个不停，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必须转病区了！
已是凌晨4、5时，一夜未眠的陶永红与值夜班的男护士，用转运的单架车将病人运至负压救护车，再送到A3重症病房。这个病人大概有180多斤，根本拉不起来。陶永红说，时间紧迫，只能咬牙上了。“病人在我面前不停咳嗽，距离又那么近，要说毫不担心，那是假的。但顾不上啊，只想着快点把他转过去。”把病人送上救护车收单架轮子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脑海中一片空白，几乎把所有力气都用上了。”事后，她打听到这个病人经过积极治疗，情况已趋于稳定，心里特别高兴。
陶永红1995年进入公卫中心工作，经历过多次重大考验，这次重新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并没有太多情绪。回想起17年前的SARS时期，陶永红记得，上海确诊8位SARS病人，都收治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老院区。病人比现在少，但病情比现在重。
她说，“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没有建造新院区，市面上也没有N95口罩，我们都是把普通纱布口罩戴两三层，还洗了又洗，反复用。病房的设置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三区划分，在半污染区和污染区，我们还放了个电风扇，自制了简易版的‘负压系统’，现在觉得有点雷人，但那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没人害怕。”
等到禽流感爆发时，陶永红又被派入隔离病房。那时防护措施已经好了太多，但工作量也变大了。“大概一个月时间，没日没夜，重症患者的护理要求极高，病情又变化多端，10多个病人一半都用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可以想象工作有多累！”
而现在，尽管病人症状轻，但数量大。忙活了一个白天，夜晚也几乎不能休息。因为病情的进展和突变很多都发生在后半夜，更需要密切留意。
陶永红告诉记者，隔离病房的艰苦，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全副武装的麻烦，也绝不仅是行动不便。穿上防护服就完全不透气，戴护目镜还有可能会看不清，因为会起雾。两层手套让手感全无，护士扎针找血管都不好找，得多摸一会儿，抽血的时间足足拉长了四五倍。
因为三班倒，每一班都要坚持8小时，有的护士为了尽量少出来、少耗费防护服，而选择不吃不喝，甚至穿上“安心裤”。陶永红说，大家压力都很大，不担心自己是不可能的。其他的护士都是第一次进应急病房，如果此时连她都表现出“担心”，肯定会影响大家的斗志。
她总是用自己的经历安抚别人，“你看，现在防护措施这么到位，按照规范来，肯定没事！”但她也知道，这是人之常情啊，护士大多是女性，情感上也更需要关怀。所以，她反复对姐妹们喊话，“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撑不住，一定要大声说出来！”
新民晚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