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等是阎浮梦里身”

作者:王启元摄影: 视频: 来源:文汇报发布时间:2020-01-08

    婚姻的话题,似乎确实是吴宓在1919年才开始周密考虑的,他的日记从这年春天开始,频繁地出现其与好友们对婚姻、爱情的大讨论——起码从篇幅上是这样。所以吴宓似乎早就意识到,“天下无完全长久、圆满适意之事,亦无尽善之人”,婚姻当然如此。
    今天回过头来看,依然不能轻易地判断26岁那年的吴宓,算不算幸运的那一位。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因为就在这年10月下旬,他决定了要与远在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结婚。但是,以吴宓之后近六十载的生命历程来看,一直寻觅不辍的他,又应属于那群不幸者的一员,毕竟允婚不出两月,他便迅速反悔了,最终确实走向了离婚。不过这年,他也确实寻觅到了一位终生的挚友,聊慰学林平生,不知算不算福祸相依。跌宕起伏的1919年,对于吴宓的内心来说无疑太丰富辛苦,正如那年他看到的一句佛家语录:“学道之人,如牛负重车,行深泥中,只宜俯首前进。若一徘徊四顾,则陷溺遽深,而不可拯拔”(《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0日[下简作日期]记汤用彤语)——“牛负重车、俯首前进”,可谓他本年的最佳写照了。
    陕西泾阳人吴宓(1894—1978)字雨僧,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于西洋文学及比较文学领域的成就,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而其大量存世日记、书信、诗歌、档案等材料,又使之成为一位被研究的对象,尤其他与整个民国、当代学界亲密而复杂的关系,及其个人纷繁饱满的情感世界,皆为吴宓异于常人之处;而他所历千头万绪的因缘,起点似乎都指向同一年:1919。
    不存在的“自由婚姻”
    1910年,17岁的吴宓考上清华大学前身“游美肄业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吴宓与同学朱斌魁(Jennings Pinkwei Chu,1895—1963)、陈烈勋等南下上海,短暂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民国元年(1912)4月清华复校,吴宓迅疾北返清华园,于1916年6月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丙辰级)。不过,因为体育不及格,他当年不能留美,遂被校长周诒春安排留校,聘为校办(学校文案处)繙译员。在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吴宓除了锻炼身体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业绩就是编了一期《游美回国同学录》。一年的工作出色完成,吴宓随丁巳级一起留美(1917),至于当年 体育不及格的事,就一笔勾销了。吴宓留美的第一站为弗吉尼亚大学预科,一年后的1918年秋,入学哈佛大学本科;就是在那里,吴宓正式开启了人生第一段光辉岁月。
    1919年6月的最后一天,下午预定召开留美学生刊物《乾报》的内容组织,这天上午,他的清华兼留美学友陈烈勋出现,所为却不是办报,而别是一重因缘。陈烈勋要为吴宓介绍相亲,女主人公是他姐姐陈心一。当然,这事吴宓早就了然,去年9月吴刚到哈佛那会,陈烈勋便提出要为二人牵线,一条理由是他这位姐姐“素慕宓之文章”,又“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半年之后他寄来姐姐的照片,吴宓迅疾寄给嗣父(吴宓呼之“吾父仲旗公”,名建常,吴宓四岁过继此房,生平亦最为服膺这位嗣父),家中亦不置可否,此时又遭逢仲旗公姨太太(吴宓唤之“嗣母”)亡故,相亲的事儿就耽搁下来。他的老朋友陈烈勋似乎很懂吴宓性格,之后写信来劝其“力求从缓”、“勿为藕断”。自知拿不定主意的吴宓,还在寒假或春假里与“哈佛三杰”的另两位、日后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汤用彤商量此事,想必他心中已泛起涟漪。那二位的意见也不可谓不鼓舞:“二君皆谓当从事进行,调查实况,万不宜搁置。”(6月30日)所以陈烈勋在6月底的出现,着实振奋了吴宓的心绪,那晚吴宓带他去了自己常去的波士顿醉香楼吃饭,饭桌上一定还谈论了不少陈姐姐的信息,并同时将彼信息继续禀报父亲,那晚吃饭到十点半,想来聊得很深入。
    吴宓为什么这么在乎嗣父仲旗公的相亲意见,那与早年曾遭到嗣父的干预有关;甚至,吴宓日后刻入身心的“婚姻不能自由”念头的出现,也与之有关。早在1912年清华复校、吴宓自上海即将返回北京前一夜,生父继妻雷氏,跟吴宓说已经为他相中了陈贞文五表妹,做他未来的媳妇。虽然清华读书不允许结婚,且五妹仍尚少,但等吴宓留学归来,则正好成婚。尽管吴宓也疑心为什么在上海住了大半年,继母都没提过这事,在自己要离开了才告诉他,但五妹他是喜欢的,所以一口答应。到了北京见到仲旗公时,吴宓心想老爸应该会答应自己,还挑了八月十五的好日子开口,结果被老爸一口拒绝,理由很简单,祖母不甚喜欢这位来自雷家的媳妇,所以“厌恶一切与雷家有关系之人”。被最尊重的父亲一顿冰水通头,吴宓心情不快,写了一首诗《中秋禀父即成一首》:“月府姮娥虚弄影,汀洲芳草梦怀人。”他后来慨叹,自己日后婚姻的不幸(1、“与陈心一之结婚;2、与‘为人填债’而爱毛彦文之两大错误”)其实就肇始于这次坎坷(见《吴宓自编年谱》1914年)。
    吴宓生性敏感且好听询于人,所以他绝对不会只听父亲一人的意见。就在陈烈勋向他介绍姐姐心一的时候,他继续转托自己另一位老朋友朱斌魁,请他的未婚妻毛彦文出马,代自己先期了解下这位陈女士。9月20日收到毛女士的“调查报告”后,得知陈女士未有国色天香,吴宓又一次忐忑不安,日记里长篇大论一番自己好德不好色,仍不能让他平复,只能“拟俟毛女士调查详报到后,如治乱麻,一刀斩断。”三周之后,他父亲来信表示答应这门婚事,“命即允诺”(10月11日云“昨接爹谕”)。而那封详细报告的长信,出现在10月18日,报告中说,陈心一女士拥有一切女生所必须的优点,唯一的缺点是吴宓不曾亲见;毛彦文还说:“盖各人之眼光不同,断断不可以他人之言为是也”。今天看来这封信息量极少的“报告”,仅仅折磨了他一天,吴宓便投降了——19日,吴宓对此婚约“决即允诺”。下决定时他不忘找了两个支持,陈寅恪和汤用彤都觉得“宜即如此办理”;不过在晚年的《吴宓自编年谱》里记载,汤氏为“始终赞成”且极力促成者,陈氏则“不多谈及,并不探问”。1919年,初婚的吴宓(其实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婚姻),终于放任了自己“主观的冲动”与“内心强烈的欲望”(subjective drive、inner urge,朱斌魁致其信中语)。不过很快,到了次年的正月他便反悔了,那已是后话了。
    婚姻的话题,似乎确实是吴宓在1919年才开始周密考虑的,他的日记从这年春天开始,频繁地出现其与好友们对婚姻、爱情的大讨论——起码从篇幅上是这样。所以吴宓似乎早就意识到,“天下无完全长久、圆满适意之事,亦无尽善之人”,婚姻当然如此。民国时以“自由婚姻”为时尚,大约确实是从西洋引进中国的。但留洋的学生们亲到西洋后发现,国外的婚恋并非如此,陈寅恪为吴宓举了很多外国人婚姻不及吾国自由的例子;他还在日记里引梅光迪的话:凡是满口“自由婚姻”都是流氓阿飞得了便宜,而“正人君子,必皆无成”(3月26日)。日后的吴宓,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自己这天日记里所写的:盖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吾国竞以此为风气,宜其流弊若此也!
    吴宓虽然勉强与陈心一女士结婚,并在后来的日子里生下三位女儿,但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很久。抗战前后浪迹西南的吴宓还有过多段感情纠葛,但一生萦绕他心头的女人,就是为他详询陈心一女士、老友朱斌魁的第一任夫人毛彦文(1898—1999,浙江江山人),这也成为近现代文坛人尽皆知的一大八卦。就在允婚后的1919年10月20日,尚未疯狂爱上毛女士的吴宓,已在日记里写道,毛的报告极其详细,他看后做出决定完全自己负责,日后出现任何问题、“绝不丝毫归咎于调查者”——那次婚姻很快失败,而吴宓竟然不小心一语成谶,用另一种方式“归咎于调查者”:一生对毛女士追求不懈,使她不堪其扰。
          与“陈君”在一起的日子
          尽管情感世界颇为波折,但这年的吴宓,依然找了一位情谊延续终生的好友soulmate。
          日后陈寅恪的盛名,显然不是哈佛成就的;据说陈氏对那里唯少的好感,就是去波士顿泰勒街的醉香楼吃龙虾(参周松芳《陈寅恪的波士顿醉香楼龙虾及其他》)。不过两年多的哈佛岁月之于吴宓的意义,可能要大得多,自那时起,他与陈寅恪间开始了终生的友谊;吴宓之女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即为记述这段友谊的经典之作。而这段跨越大半个世纪、并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学林友谊的起始年,就是1919年。
    就在嗣父吴建常拒绝吴宓娶雷家亲戚女儿的那年,民国三年除夕(实际已1915年2月)夜,身为凉州副都统的他,竟被诬以参与革命党的名义拘捕,在吴宓奔走与同僚的营救下,于被拘八个月后的次年9月1日释放。吴宓后于1918年初来波士顿时,认识了一位从上海自费来哈佛留学的同仁:浙江山阴人俞大维  (David Yule,1897—1993)。他俩都曾在沪上圣约翰大学读过书,共同话题本就不少。相熟后吴宓得知David的叔父,正是时任肃政使的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曾出力救过自己的父亲,二人关系遂变得愈加非比寻常。在哈佛教授梵文与印度哲学的南亚系著名的兰曼教授(Charles Lanman,1850—1941),本来并不为中国留学生所知,是俞大维先发现告诉吴宓;俞氏甚至还为吴宓教授过欧洲哲学史纲要。就是二人的交流中,俞氏向吴宓提到了他的表哥陈寅恪。
    关于这年陈、吴交游的大概,仅凭《吴宓日记》便班班可考其大概,这年3月26日首次出现陈寅恪,便以诗一首见赠,惹得吴宓慨叹“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其中“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一联更是贴合吴宓性格与其当时的研究。“月旦人物”时,陈君则谓谭延闿似柴进,袁世凯为曹操,宋教仁自命诸葛亮,都见识过人。到了下月,陈君又与之论作诗非多读书,及汉宋学问之别(4月25日);陪他去“波城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6月14日);或一同在东昇楼(The Oriental Restaurant)做东,宴请留美同学,谈及国事时“几于共洒新亭之泪矣”(6月16日)。夏校开学后,陈君又陪之共访业师白璧德(Prof.Babbitt),或 劝  他  多 买 书,并 亲自陪逛旧书店,使得吴宓开始节衣缩食(8月18日、22日),甚至被迫买了根本没时间看的莎翁全集,最后折价卖给孙大雨。至于二人日常讲文论学于校园湖畔,则无需日记过多记载亦可以想见。至少在下半年与陈心一女士交往提上议程之前,陈寅恪无疑是吴宓日记中的核心。
    更有趣的是,有别于一贯的印象,1919年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更多地是位情感理论大师,始终在为吴宓躁动不安的心提供各种历史、社会的例证。那年三十岁的陈寅恪还未发表很多学术文章,但其在人文研究领域的积累,已足以震慑留美同辈;不过吴宓有意无意间将陈君对男女之情的观点放大,为后人留下一位作为感情专家的陈寅恪。
    刚认识陈君的时候,吴宓偶及婚姻之事,大约是慨叹中国人婚姻没有自由(结合了自己的经历),陈寅恪一段欧洲自贵族王公、中人之家至下等工人皆无自由婚姻的排列,证明西洋男女之不自由有过于我国,让吴宓不由得拍案击节。接着吴宓又记下陈君一段“论情之为物”,参以西洋性学(sexology)及其余见闻,推论“情”的五重境界,前三重分别取杜丽娘、宝黛爱情及司棋、潘又安三个文学案例做比,也引得后代学者纷纷讨论陈先生的“至情说”的奥义(3月26日)。另一天,见到卖衣服的橱窗里裸体美人招牌,吴宓又与之共论西洋风俗之坏,陈君举了自己在欧洲法国意大利所见“骇人”者,如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云云,吴宓都如实记在日记之中。至于解释这种风潮存在的原因之一,便是物质发达,健身之术使得情欲大盛,“昔日淡薄修养之工夫不可复见”,竟然有种无可辩驳的正确性。
    吴宓日记里,陈君不仅时常替自己的情感世界论理举例,也时不时留下调侃其余人情事的例子。8月20日吴宓在日记里录了一首陈寅恪的诗,但那已是他的“前作”,全诗作《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戏作小诗藉博一粲》:
    五月清阴似晚春,丛芦高柳易曛晨。少回词客哀时意,来对神仙写韵人。赤县云遮非往日,绿窗花好是闲身。频年心事秋星识,几照湖波换笑颦。
    诗题中的“影潭先生”为陈、吴的共同好友、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号影潭,苏州人),“威尔士雷湖”即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所在地,因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故也称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彼时汪氏的未婚妻袁世庄,正就读于Wellesley;吴宓谓汪“每夏则往与同居,盖数年矣”,陈诗的第四与七、八两句,皆为二人相爱之事。胡文辉解第四句“神仙写韵人”典出裴铏传奇《文箫》,意为抄写《唐韵》之吴彩鸾,此处即喻汪氏女友袁女士。尾联中“秋星”当皆为牛郎织女,喻二人分隔两地。陈氏此诗极为精妙,且汪、袁爱情故事羡煞旁人,惹得吴宓多次访诗而不得,最后从事主汪影潭那里寄来,满意地抄入日记。
    这年9月24日,汪懋祖自哥大入哈佛学习,吴宓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于是此间高明之同志益多,私心颇喜”。这时的陈寅恪又展示出高出时人的见识,他说汪君来哈佛,是因为这里离韦尔斯利学院近,每周去见未婚妻方便而已,哪里是为学业或你我、才来的哈佛!(“岂为功课来哉?岂为吾侪来哉?”)
    对这位袁世庄女士,吴宓与陈寅恪二人当皆不陌生,吴与袁为清华同届同学;陈君虽未必在国内得见袁女士,但她的父亲则与陈颇有渊源。陈寅恪十年前所求学的沪上复旦公学,当日的实际管理者之一,即为她的父亲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吴淞人,今属上海)。光绪季年,丹阳马相伯先生于徐家汇创办震旦,一年余便因故出走,另创复旦于吴淞。其于吴淞创校得力最多之人,即为本地教育名家袁公观澜。光宣之际,复旦办学又遭困难,适得寓居虹口的陈父陈三立(1853—1937)与郑孝胥等出手相助,学校安然度过危机(《陈三立年谱·光绪三十三年丁  未(1907)》);陈父亦将自己留日归来养病的儿子送去复旦读书,1909年,陈寅恪毕业继续留学欧洲。以陈寅恪旧派士大夫的作派,袁希涛之于自己兼有业师与世伯的双重关系,则其女也即为世交相待。
    1919年的袁希涛其实也在美国,以北洋政府代理教育总长的身份考察北美高等教育(事详《宝山县新志备稿·袁观澜先生事略》),不过不甚清楚他有没有来哈佛或者波士顿,见见女儿女婿;吴宓仅在自编年谱里记到教育部考察团来美数月,而他见到的副团长、北高师校长陈宝泉,还给他亲自送来高师外语系主任的offer,吴宓也颇为满意。怎想到两年之间风云变幻,没去成北高师的他,回国后便流连南京诸校。       
    身在北美他乡,频频新交好友,甚至适时地谈婚论嫁,都无法让吴宓回避自己身处于一波诡云谲的时代。这一年日记里,吴宓慷慨而叹“中国今日之危乱荼苦,尽人所为痛哭而长太息者也。居外国,究世界事,则比较回环,益见中国之可忧。”(7月24日)其自编年谱中载,十年自春至夏,波士顿城中以哈佛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学生多次讨论,反对巴黎和会中以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留美学生们因英法代表为日本张目,而一再电请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其主持公道;再向谈判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等施压,对和会当拒绝签字(最终亦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最终遗失,似已无法具体探究吴宓当时的见闻与作为。不过他对于列强抵制不满的态度,依然昭昭可鉴。留美同学往来写作、电文等皆编辑为文章,寄回国内刊登于《申报》或《新闻报》之中,“以表现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其中,英文文稿由郑莱起草,而中文稿则多由吴宓起草。
    吴宓强调多读中西之书、兼采古今才能谈文学的主张,是那个激荡年代里温和保守的文学观。但他的姿态显然并不温和,说了不少气话。当时,他担心“少年学子,纷纷向风”,真正的文学将日趋堕落,良莠不齐云云(11月12日)。数年后,吴宓与同样留学归国的南京学友梅光迪、胡先啸等一起创办《学衡》杂志。温源宁著名的讽刺作品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不够知己》)里挖苦吴宓道:“作为刊物主编,吴先生的立场是,胡适博士所反对的,他全都拥护”;一股浓浓的黑色幽默。吴宓的不满与保守,让他看起来不合时宜。可是,他依然在起自1919年的数十年岁月里,选择孤独地做着守护旧家作派的堂吉诃德;即便受尽误解与嘲讽,也毫不退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来源:《文汇报》2019年12月13日

制图:实习编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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