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心:扣好第一粒扣子

作者:钱冬生摄影: 视频: 来源:《复旦》校报发布时间:2019-12-17

1949年10 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不满17岁,今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快到87周岁。70 年中,我最难忘的记忆是确立自己的信仰。 

习近平同志多次反复强调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我跨出扣好第一粒扣子的第一步,启蒙的一步。

我老家在无锡县的一个小镇 ,当时叫杨墅园(现杨市镇)。我父亲在镇上开一家小杂货铺营生。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日寇铁蹄恐惧之中度过的。抗战时期,苏南是日伪敌占区,但也是新四军游击区,我的堂兄就是新四军锡西办事处副主任。我7岁上学,在私立匡村中学及其附小读小学至初二上学期。1946 年寒假后去无锡县立中学(解放后的无锡一中)读书。那是抗战胜利不久,然而,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快速增长。无锡是“四大米市”之一,运河边上米店聚集。国民党的法币迅速贬值,物价飞涨。穷人买不起米,多次发生哄抢米店事件。无锡县中不收钞票了,开学时我父亲送我上小船,给我带大半麻袋米,到学校过秤交学费、膳食费、宿费。

1948年暑假后到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中,那时我家已经衰败,交不起学费了,是我二哥供我继续读完高中。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旧社会,虽然还不懂事,但我对它的直觉是一个腐朽的、没落的社会。

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有一天我在横浜桥上海戏剧学校校园和一群人一起围着看李波唱“翻身道情”,对解放区有了最早的一点感受。还有在横浜桥永安电影院看了话剧《刘胡兰》,年青女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刚解放的上海,物价在上涨,银元(“袁大头”、“孙小头”)成了硬通货。街头到处是银元贩子。四川北路底一些银元贩子手插在裤兜里,抖动银元哐哐作响,吸引买家。上海市军管会发动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很快物价稳定下来了。我对共产党生起敬仰之心。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那是在党领导下上海打了一场经济战的结果。

我们中学生本来就看不起上海滩的流行歌曲,解放后风气变了,同学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国际歌》,在毕业仪式上,我们上台合唱《保卫黄河》。

最难忘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游行。由于9月底台风在上海登陆,南京路全是积水,大游行在10月8日举行。大会场设在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同学们一早集合出发,一路高呼口号,从四川北路底步行到会场,聆听首长讲话,观看表演。那时设备很差,讲话是听不清的,观看表演只是远望而已。但大家非常兴奋,散会后回到家了已是半夜。

复兴中学教导主任陆善涛老师讲“社会发展史”,使我知道了阶级这个概念,知道了人是猴子变来的;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是农民养活地主。2000年上海市教卫党委叫我做“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巡视组长,我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走廊里一眼认出了他,我说:“陆老师,你可能忘了,你是我在复兴中学的启蒙老师。”原来他离开复兴中学后,最后是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所长职位退休的。

从我居住的山阴路四达里到复兴中学上课,经过坐落在山阴路上上的一家书店,是知名的“内山书店”旧址。我在这家书店买了两本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最早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实当时我没有读懂,但觉得非常新鲜,知道了许多新的概念、词语,感到书中讲的是真理。

启蒙教育使我自然而然地有了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对当时上海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政治谣言反感,而且在班级小组学习会上讲出来。

1949年10月下旬,复兴中学领导告诉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张永亨(他的哥哥是地下党员)做我们高三乙班的建团筹备委员,负责介绍同学入团;我就这样没有经过申请和审批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从上海解放到高中毕业,我受到革命启蒙教育,虽然还很幼稚,但扣好了第一粒扣子,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在1950年8月,大约是23日,一些同学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送我上火车时,谢锦昌同学让我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跟着毛泽东,建设新中国”,应该是我的初心。

回首70年,我没有违背这个初心。


制图:实习编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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