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 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不满17岁，今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快到87周岁。70 年中，我最难忘的记忆是确立自己的信仰。
习近平同志多次反复强调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我跨出扣好第一粒扣子的第一步，启蒙的一步。
我老家在无锡县的一个小镇 ，当时叫杨墅园（现杨市镇）。我父亲在镇上开一家小杂货铺营生。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日寇铁蹄恐惧之中度过的。抗战时期，苏南是日伪敌占区，但也是新四军游击区，我的堂兄就是新四军锡西办事处副主任。我7岁上学，在私立匡村中学及其附小读小学至初二上学期。1946 年寒假后去无锡县立中学（解放后的无锡一中）读书。那是抗战胜利不久，然而，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快速增长。无锡是“四大米市”之一，运河边上米店聚集。国民党的法币迅速贬值，物价飞涨。穷人买不起米，多次发生哄抢米店事件。无锡县中不收钞票了，开学时我父亲送我上小船，给我带大半麻袋米，到学校过秤交学费、膳食费、宿费。
1948年暑假后到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中，那时我家已经衰败，交不起学费了，是我二哥供我继续读完高中。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旧社会，虽然还不懂事，但我对它的直觉是一个腐朽的、没落的社会。
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有一天我在横浜桥上海戏剧学校校园和一群人一起围着看李波唱“翻身道情”，对解放区有了最早的一点感受。还有在横浜桥永安电影院看了话剧《刘胡兰》，年青女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刚解放的上海，物价在上涨，银元（“袁大头”、“孙小头”）成了硬通货。街头到处是银元贩子。四川北路底一些银元贩子手插在裤兜里，抖动银元哐哐作响，吸引买家。上海市军管会发动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很快物价稳定下来了。我对共产党生起敬仰之心。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那是在党领导下上海打了一场经济战的结果。
我们中学生本来就看不起上海滩的流行歌曲，解放后风气变了，同学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国际歌》，在毕业仪式上，我们上台合唱《保卫黄河》。
最难忘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游行。由于9月底台风在上海登陆，南京路全是积水，大游行在10月8日举行。大会场设在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同学们一早集合出发，一路高呼口号，从四川北路底步行到会场，聆听首长讲话，观看表演。那时设备很差，讲话是听不清的，观看表演只是远望而已。但大家非常兴奋，散会后回到家了已是半夜。
复兴中学教导主任陆善涛老师讲“社会发展史”，使我知道了阶级这个概念，知道了人是猴子变来的；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是农民养活地主。2000年上海市教卫党委叫我做“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巡视组长，我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走廊里一眼认出了他，我说：“陆老师，你可能忘了，你是我在复兴中学的启蒙老师。”原来他离开复兴中学后，最后是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所长职位退休的。
从我居住的山阴路四达里到复兴中学上课，经过坐落在山阴路上上的一家书店，是知名的“内山书店”旧址。我在这家书店买了两本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最早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实当时我没有读懂，但觉得非常新鲜，知道了许多新的概念、词语，感到书中讲的是真理。
启蒙教育使我自然而然地有了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对当时上海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政治谣言反感，而且在班级小组学习会上讲出来。
1949年10月下旬，复兴中学领导告诉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张永亨（他的哥哥是地下党员）做我们高三乙班的建团筹备委员，负责介绍同学入团；我就这样没有经过申请和审批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从上海解放到高中毕业，我受到革命启蒙教育，虽然还很幼稚，但扣好了第一粒扣子，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在1950年8月，大约是23日，一些同学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送我上火车时，谢锦昌同学让我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跟着毛泽东，建设新中国”，应该是我的初心。
回首70年，我没有违背这个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