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发展的缩影，是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医教研一体化发展、临床与科研结合“双轮驱动”的典范，也是几代上医人中山人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薪火相传的结晶。汤钊猷院士是这个优秀群体的杰出代表。
12月6日，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汤钊猷院士从医执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40位“新生”超过20年的肝癌病友唱起了欢快的《歌声与微笑》，其中生存40年以上者有3人，最长生存已达48年。当天下午，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奇迹缔造者”们和病友们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研究所的50岁生日。时光长廊中，另一幅28年前的画面与之交织重合：在1991年的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生存10年以上的30位肝癌病人以一曲合唱“震撼”了国内外专家。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前任理事长郝希山，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李强、秘书长王瑛，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秦净，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樊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以及附属中山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各科室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半个世纪前，权威的教科书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2-5个月。”当时，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而且送进医院的病人已多为肝癌晚期。有这样一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肝癌术后的累计5年生存率由上世纪60年代的14%提到如今的64%，创造了肝癌治疗的“世界奇迹”。
会上，一个视频短片回顾了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缔造奇迹的50年：1969年起步的肝癌研究所前身，由汤钊猷联手著名肝外科专家余业勤、杨秉辉、周信达、林芷英等老一辈专家教授成立“肿瘤小组”。1988年经卫生部批准成立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隶属上海医科大学，下设肝癌内科、外科及实验室。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两校合并后，研究所更名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过去的50年里，肝癌诊疗领域的多个“第一”在此诞生。汤钊猷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领导了肝癌“早诊早治”，开创肝癌诊治新局面，使肝癌从不可治变成了部分可治；他在国际上首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复发新理论。在此基础上，“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及“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的建立及其在肝癌转移研究中的应用”分别获1985年和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新一代学科带头人樊嘉对肝癌肝移植、肝癌门静脉癌栓综合治疗等进行系统研究，创造了多项本市、全国乃至世界记录，首次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牵头制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已成功转化并生产上市的“7种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实现签约转化的“全自动循环肿瘤细胞分选检测系统”两项研发成果分别对应肝癌的早期发现和诊断、肝癌治疗效果实时动态监测，以及肝癌复发转移和诊治疗效预测，突破了以往限制肝癌病人手术疗效的瓶颈，且均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例”。作为现任肝外科主任，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教授周俭带领肝外科团队创新开展Alpps、废弃肝活体移植等肝移植新技术，着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继续深化肝癌肝移植后复发转移防治等临床研究。
正如焦扬所总结的：“肝癌研究所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发展的缩影，是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医教研一体化发展、临床与科研结合‘双轮驱动’的典范，也是几代上医人中山人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薪火相传的结晶。汤钊猷院士是这个优秀群体的杰出代表。”
今年恰逢汤钊猷进入医学界70周年、从医执教65周年、加入中国共产党60周年、从事肝癌临床与研究50周年、带领团队开始在国际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40周年。多年来，汤钊猷始终胸怀国家、心系人民，始终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坚持严谨进取、团结创新，坚持立德树人、甘为人师。他的人生历程，很好地诠释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正谊明道”的上医院训和中山医院“一切为了病人”的立院初心。
“50年前对于肝癌病人来说就是六个字，‘走进来、抬出去’，短则几日几周，长则几月都走了。而现在，可以用另外六个字来概括，就是‘走进来、走出去’。”年近90岁的汤钊猷感慨，回顾这半个多世纪来和曾被称为“不治之症”癌魔的抗争之路，他将自己“严谨进取，放眼世界”的座右铭，改动了两个字寄语年轻医生——“严谨进取，走向世界”。“当年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出国，只能够从世界的角度了解世界，追赶世界，超过世界。现在我们国家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完全可以走出去，扬我们中华文明的精髓，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树立更好的榜样，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严谨——严谨是基础，一定要严谨、进取。只有严谨而没进取，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所以在严谨的基础上，还要创新，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的一个大病，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原发性肝癌发生在中国。据樊嘉介绍，前辈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于肝癌的预防、诊断、治疗、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都处于国际一线领先水平，这些为年轻医生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究肝癌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是，由于肝癌的复杂性和高度的异质性，目前对肝癌的诊疗和认识还不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肝癌如何达到早期诊断方面。他认为，对于从事肝癌研究的学者和临床医生而言，应该更进一步地了解和重视肝癌发生发展、复发转移的机制，在研究这些机制的同时，思考如何突破肝癌领域的瓶颈；而对于一些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瓶颈”问题，怎样通过研究、以及在临床上发现问题后再回到基础进一步验证分析。“肝癌研究所50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我们的工作，将进一步深入解读最新进展，积极探索新发现的临床问题，将这些问题带到研究中去、更好更快地解决它们，加强‘医研产’结合，不断地提升肝癌的诊断率和治疗效果。”
50年，是一个创造肝癌诊治“世界奇迹”、值得纪念总结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起点。焦扬在致辞中强调，迈入新时代，复旦大学正在朝着全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世界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大学和公立医院的根本特色、根本优势，主动对接服务创新强国、健康中国战略，为国家和人民产出一流成果、提供一流服务、培育一流人才。期待肝研所的师生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坚持走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精准医学”、强化“转化医学”。不断瞄准医学前沿、攀登学术高峰，产出更多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原创成果；不断将最新科研成果转变普及为先进临床技术，为更多患者解除痛苦；不断培养医学创新领军人才，培训大量高素质医疗骨干。争取早日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肝肿瘤医学中心，为复旦大学一流医学院、一流附属医院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研讨会上，多位国际肝癌临床及基础领域顶级专家围绕肝癌研究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肝癌肝移植的现状与展望，共同探讨肝癌诊治的新技术、新策略。全国各地的肝癌肝移植术后病友代表也参加了这场特殊的“生日会”。“我曾三次挣扎在死亡线上，感谢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专家医生一次次把我救回来，让我还能享受家庭的温暖，享受新时代的幸福生活。”1992年，余业勤为39岁的吕文艺作了肝癌切除手术，2002年吕文艺被查出肝脏新病灶，2004年樊嘉主刀为他进行了肝移植，然而命运多舛的他在2015年再次出现转移病灶，周俭为其进行了切除手术；如今，他和家人一起迎来了新生命的第27个年头。来自贵州的马宏康28年前历经2天2夜火车赶往上海的中山医院，回忆起抵沪时那个寒风凌冽的夜晚，忍不住红了眼眶：“当年当地医生诚告我可能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如今2019年了，中山医院的专家年年都对我进行回访，而我病情也没有再复发过。这是肝研所给予我的第二次生命，点燃了我和家人28年的希望。”1993年在中山医院接受肝癌手术治疗，今年“26岁”的叶彦晋非常开心能和救命恩人、病友们相聚：“以前曾有‘同病相怜’一说，但是我们有幸遇上中山医院，遇上肝研所，遇上了德术双馨的医务人员。今天病友们聚集在一起‘同病相庆’，我们都是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