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让我心定下来，而‘心定’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洞见很多思想与智慧。”沈国麟教授将学术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在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研究的路上收获满满，“归根到底，我还是把自己概括成‘读书人’。”
在国际传播方面，沈国麟教授提出了“数据主权”的概念，并进行全球冲突中国际媒体不同报道的对比研究，关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对媒体的影响，从而对我国的对外传播提出建议。他参与撰写《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出版学术专著《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和大众传媒》、译著《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等。他关注各国对外传播平台的建设模式，以及在此类媒体平台上新闻传播的相似点和差异性。并探讨在当代背景下，我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传播工作所需要的转变。这些研究有助于形成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对外传播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政治传播方面，他2014年以来主持了中国网络理政的研究，关注信息安全、网络舆情等问题，撰写了数篇决策咨询报告，多项决策咨询成果被采纳和批示。
探索互联网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和关系让沈国麟感受到，网络理政实际上折射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民为本”。政府网上办公、与网民互动，接受网民质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回应。
早年的求学访学经历使沈国麟接受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的熏陶，让他逐渐形成了全球观，能以全球化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以中国视角看全球，在全球的视野里看中国”是他非常强调的一对辩证关系。他还提出了对“中观”层面的关注，“和宏观、微观不同，它是介于两个维度之间的。”沈国麟举出了“一带一路”的例子“，我们通常会忽略，某一个具体项目反映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和沿线的某一个国家合作有什么特殊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互联网不再是一个新兴媒体，甚至已经可以用基础设施来形容它，它不是排序在报刊、电视之后的新媒体，而是像电、水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处于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随着互联网将人们日益拉近，人类交流、交往方式的改变往往是前所未有和革命性的。
政治和新闻的“碰撞”给了沈国麟很多感悟。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推动社会进步。他认为，政治对于“权力”非常敏感的，政治学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就是权力，政治学关心权力的分配、安排，以及其背后指涉的利益分配;而新闻则对“事件”比较敏感，它要求及时性，新闻就是最新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件，而研究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可以更深刻地让我们理解某一个事件。当代社交媒体繁荣发展，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绕不开的媒介了。对此，沈国麟也有自己的理解:“不同的媒介因为国情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承载内容，这一切背后都有其历史政治的根源。”
目前，沈国麟教授还担任了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的执行副主任，发表了《高校智库建设:构建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为智库对外发声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等相关文章，执行主编了《全球思想版图》系列书籍，在涉及国际政治、经贸金融、能源气候、教育、科技、社会治理多重领域的智库讨论中，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以及思想的多维度，尽管国际智库研判的背后有利益驱动和世界观的影响，但对中国智库而言，以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去关注这些国际智库的研究成果，并从中一窥他们的思路理念、研究途径、成果影响，不失为壮大自身、快速发展的一个有益选择。“智库建设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目睹了过去五年它的繁荣发展。未来智库建设仍旧需要我们的耐心和毅力。“
谈到治学心得，沈国麟认为跨学科研究非常重要，单学科很难去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但他也看到目前跨学科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障碍，例如科研机制、激励设置的障碍，成果归属学科、作者顺序的问题等。他坦言，学术研究者必须要有专业素养。在面对繁复的新闻材料时，要学会鉴别真假、斟酌使用与否，然后再对可用文本做细致的分析。“要有理性分析能力，而不是被新闻媒体牵着走。要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客观地看待新闻事件所呈现的状态和不同媒体的内容报道方式”，除此之外，带着问题去研究也会让材料梳理过程更有针对性，“从理论关怀出发直指现实”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
在学术之外，他还热爱中国传统艺术，书法、篆刻等爱好潜移默化地陶冶着他的情操，帮助他静心专注学术，也让他产生了以新闻媒介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载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传播的想法。“形式本身对内容产生会很大影响，报纸、电视、互联网传达信息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选择最适合的媒介非常重要。”他铭记着前辈的教诲:“任何一个大学者都知道自己的限度在哪里，学者应该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从而在有限度的范畴里尽可能地把学术做到完美。”沈国麟说:
“目前学术发展的机会和方向都很多，但你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
正如《大学》中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成为他做学术的一个信念，指导着他在热爱的领域中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