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甲骨的形状、甲骨上的文字、钻凿等信息记录在纸和相纸等媒介上，就是甲骨著录。《复旦大学藏甲骨集》紧随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尽可能利用现有精密优质的设备和技术，采用全信息的采集方式，收录完整、数据齐备、形式丰富、准确度高，可提供给国内外的研究者高效、准确的资料。在今日文物保护的新理念下，探索文物遗产记录形式的创新。
甲骨文是汉字较早时期的一种形态。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 多年，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甲骨文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有重要地位。
吕静：文字作为古代文明定义中最关键的元素，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在世界文字的发展历史上，有“自源文字”一说，即完全独立自发性创造的文字。世界上的“自源文字”少之又少，被公认的只有：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中华的汉字和中南美洲的玛雅等几种文字。而今天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相当成熟形态的汉字，就是举世闻名的甲骨文。甲骨文与古巴比伦的泥板文书、古埃及的圣书字交相辉映，在世界文明宝库中大放异彩。遗憾的是古埃及的圣书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玛雅文字，都成了死字、废字、绝灭字，早已失传。而甲骨文字在向后世汉字发展的过程中，即便有书体上的变异、有书写载体的变化，但是这种文字一脉相承，绵延至今，正如那一羽不死之鸟，以其强韧的生命力，历经岁月沧桑，持续使用到今天。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仅记录和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璀璨的历史，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力。
甲骨文字是商王、贵族举行占卜以后的记录文字。远古时代，人们对未来事情的把握有限，要想预知未来，都依赖于神灵。商朝的人流行占卜术，他们占问出征攻伐、巡视狩猎、祭祖时日、收成丰歉等国之大事的利弊，也向神灵征询气候天象、疾病生育的吉凶等日常生活琐事。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今天可以知道占卜和记录的一般程序是这样的：由掌管宗教事务的祝史官向神灵求告具体的事项，接着就在龟甲兽骨上用烧热的金属锥棒等物，在事先磨凿成椭圆形凹坑点烧，甲骨因为受热爆裂，在凹坑中就会出现裂痕。裂痕的形状走向，就是预兆之象，商人就把它视作神灵的应答。通常由商王或祝史官释读兆象，判验吉凶。最后刻写手将卜问的时间、事由、吉凶以及最终结果等，用文字刻写在甲骨上面。
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就是用锐器刻写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汉字，也有极少数刻在其他动物骨骼、甚至人骨上面。在出土的甲骨中，还发现了一些墨书的甲骨文。可知笔书和刀刻是甲骨文字的主要书写方式。正因为有了甲骨文的发现和认识，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年。
2017 年11 月24 日，“甲骨文”项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6 年5 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近百年来甲骨学始终是一门显学，可以想见，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甲骨文研究将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那么，甲骨文的著录和出版，在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吕静：从1899 年甲骨文被发现和识别直到今天，包括由李济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殷墟的15 次科学发掘、以及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继续进行的考古发掘、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岐山凤雏周初甲骨的发掘等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还包括了各种私人盗掘等，目前已经出土的甲骨片约16余万枚。
将甲骨的形状、甲骨上的文字、钻凿等拓印、描摹、拍照记录在纸和相纸上，可以保存和再现甲骨的信息，这就是甲骨著录。1903年，刘鹗在自己所收藏的5000 多件甲骨中，精选了1058 件，墨拓成集，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著录集，也是甲骨文以拓印的方式首次公开面世。此后，甲骨藏家、学者、出版商等纷纷将收藏的甲骨文字墨拓、摹绘、照相，印刷出版。而早年流散到国外的甲骨文，也不断地以拓本、摹本或照片的形式刊出。一直以来，甲骨著录的主要方法有墨拓、摹绘、照相三种方法。三种方法各有长短。总结50 年来甲骨著录的经验和教训，董作宾先生撰文《殷墟文字编摹写本示例》，主张同时用墨拓、摹绘、照相的三种方法采集甲骨信息，所得到的拓片、摹本和照片展现甲骨，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的甲骨著录方法。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甲骨的著录出版情况，开始出现新的趋势。东京大学松丸道雄教授不满当时日本国内甲骨发表的现状，在整理出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新入藏的千余件甲骨时，提出并展示了一系列甲骨著录书籍编纂的新理念。在这种新理念的影响下，推动了一波甲骨著录书籍的出版的新趋势。
21 世纪，甲骨文的著录形式与刊行又经历一次重要的转变。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器，应该公诸于世，提供学者研究和民众的学习和欣赏。将未曾公开面世过的资料出版、或者对于已经出版、但是信息采集不全、内容存在错误、图版质量不理想的旧录，进行抢救性整理出版和再版，渐渐成为共识。而摄影器械、光学仪器以及计算机等工具的飞跃性进步，为清晰、精密展现甲骨形状、甲骨文字及其钻凿、刻痕提供了可能，各个甲骨收藏单位纷纷重新照相、摹绘和墨拓，以全新的形式、高清的图影照片、最佳的印刷效果，编印出版所藏甲骨。
晚清的大收藏家陈介祺曾经说，“古器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文物这种有形的物质性实体不可逆转，终归有毁灭和消失的那一天。尤其甲骨，是一种有机质物，随时会发生脆化、粉化，甲骨消失的命运，不可避免。利用当今最精密、优良的摄影设备，以新的文物保护和展示的理念及手段，将甲骨全方位的信息完整采录下来，建立一套该甲骨立体形态、色彩、字迹的全息档案，使之成为“第二文物”，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文物抢救工作。
我校收藏的甲骨数在上海位居第二。自2013 年12 月起，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以吕老师为首成立了“复旦大学藏甲骨集”的编辑小组，对校藏甲骨进行整理、建档、保护、研究和出版的工作，历时五年多，《复旦大学藏甲骨集》于今年5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吕静：复旦与甲骨之缘，要追溯到胡厚宣先生。1946 年，历史学家、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受时任复旦历史系主任周谷城教授的热情邀请，留在复旦任历史系教授。进入复旦后，胡先生就开始为学校购藏甲骨而奔波。1951 年暨南大学并入复旦，原束世澂收藏的部分刘鹗旧藏甲骨，也一起归于复旦。可以说，大致到1955 年，复旦大学的甲骨收藏规模终于形成。
复旦现存甲骨，按最新整理统计，共有368 片（缀合后320 片），其中80 余片为首次公诸于世。
这次编撰甲骨集，是一次甲骨实物精细化再现的新尝试。我们的创新和特色有这么五个方面：
针对甲骨特点，拍摄高清六面彩照，全方位记录甲骨形态。由于甲骨日久色泽斑驳陆离，甲骨本身与上面字痕的色彩对比度小，普通摄影、即便是相当专业化的文物摄影，也不一定能够充分展现甲骨上的字痕、字迹。所以，甲骨的彩色照片拍摄，需要特别重视甲骨的特点。我们邀请了资深的专业文物摄影师，针对甲骨的特点，通过不断调节甲骨的摆放位置、反复调试灯光，以能够清晰呈现文字及钻凿等痕迹为目标进行拍摄。最初的时候，一枚甲骨，要拍摄十几张照片，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甲骨是立体的文物，至少需要六面照片才能相对完整地记録文物信息。对甲骨学研究来说，六面照片最大的好处在于充分反映甲骨表面及边缘的形态，有助于判断其材质、部位、厚度，也为缀合提供便利。
为甲骨单字和部分特殊现象拍摄显微照片。甲骨文字十分纤小，还有磨损、剥落等状况，即便以墨拓、常规照片或肉眼观察，都存在者明显的局限。今天可以用数码显微镜观察并拍摄显微照片，来突破这些局限。我们为甲骨单字以及部分特殊现象，拍摄了显微照片。根据显微照片，除了释出一批以往误释、漏释的文字，确定了不少疑难字的笔画、构形外，还观察到许多刻划形态方面更详细的信息。
制作全部拓片。虽然本校收藏的甲骨不少已有拓本，其中不少拓本都是优秀匠师的作品。但是考虑到收藏来源驳杂，现有的拓片质量，参次不齐。因此特别邀请上海博物馆最有经验的拓片师谢海元老师，对全部甲骨制作了一套新的拓本。
综合利用高清彩照、新旧拓片及显微照片绘制数字摹本。甲骨著录书里摹本的意义主要在于绘出照拓未能明确表现的信息。我们利用平板计算机及数码压感笔，在层叠的新旧拓片、常规照片、特别是显微照片，将文字放大十余倍，以双钩填墨的方法，绘制了一套数字摹本。绘制过程中，除尽量严格地还原字形外，还特别注意反映显微观察所见的各类刻划形态，尤其是笔画的起止、转折、打破等，并注意区分齿边、残边与断边（兆边）。这套数字摹本的精确程度及呈现效果较之传统摹本已有很大改善，也可为甲骨及甲骨文的形态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在研究进展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将已有着録的甲骨以旧着録序排列，将未见着録者集中排列。（2）比对旧着録中所有的拓本、摹本，以出版时间为序分列于各版之下。甲骨较易碎裂、磨损，因而其新旧着録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通过比对新旧着録，既可以观察到实物状态的变化，也可以发现不少旧着録可见而现已缺失的信息。（3）校改各家旧释并说明改释依据。曾经着録的各版甲骨往往已有多家释文。我们一一核对了旧释，如需校改，则逐条加以说明，有的还列出改释的依据（包括重要的同文例），以体现此次整理所取得的进展。
历时五年的整理出版，得到国家文物局、学校各部门包括古文字研究中心、文科科研处、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国内外甲骨收藏机构及专家的支持。我们在编纂中，尽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经验，利用现有精密优质的设备和技术，接受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甲骨著录范式，倡导新形式的文物抢救和文物保护理念。
文/ 傅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