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评王氏法书，或称其为学者之书、诗人之书，非书家之书也。此言甚是，却尚可更进一层。未若益之以硕儒之书、国士之书，则实至而名归也。
王蘧常先生 （1900—1989），字瑗仲，浙江嘉兴人氏，以经学、史学、诸子学著称，又以书法、书学名世。其书法作品卓荦不群，古意淋漓，尤以章草独擅胜场。近世书家纷纷，历数十年披沙拣金，堪称者几希，而先生书作则愈见贵重。至于时人得一字半纸，珍若球图；书界论隶草魁首，必推王氏。宜乎谢稚柳先生评王蘧常书云： “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千年以来，一人而已。”顾廷龙先生则赋诗曰：“后王妙墨继前王，云壑当胸万卷藏。纂史传经同盛业，一庐明两字辉煌。”（按：日本《书道》杂志曾以“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一语赞先生，又有《现代王羲之》一文评先生书作，故有“后王前王”之说。）
所谓千年一人，所谓后王前王，绝非虚誉，实乃的评。凡估量书家、书作之地位及意义，不当以私见推许。唯辨之于时代状况，考之于书学变迁，方能见其究竟，得真确之评价，获不刊之论断也。
当清晚季，值金石之盛，乘帖学之坏，碑学浡然以兴。包世臣、康有为发明其义，竭力鼓吹之。一时洪波涌起，汪洋恣肆，当可名之为“碑学运动”。乾隆之世，已厌旧学，而泾县包世臣，“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康有为发硎继武，著《广艺舟双楫》，以尊碑、本汉、备魏、卑唐等为要目，提纲挈领，推波而助澜，发挥碑学至于极致。疆域顿开，风气丕变，碑学运动乃成大势所趋。此一运动之要义，曰复古，曰古碑古法古风之复兴。揆之以唐代“古文运动”，两相比照，其致一也。韩愈论作古文，谓非二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康有为尊汉魏六朝，称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然二者复古，皆因旧学已成桎梏；艺文复兴，不复古无以为变革也。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徒具俪偶，神采已然浇漓；帖学至道光以后，大多馆阁体而已，绝不见工。故碑学大兴，以复古而求开新，盖时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王蘧常先生系出名门，谱谓其族为右军将军后，少有神童之目。以其峻拔秀挺之资，当书学鼎新之盛，切磋磨砺，一展鸿才，终成碑学变革之巨子也。盖先生书学经历，大凡三变。其一为植基之始，以唐碑为法度，楷则欧阳率更（询），草则唐拓《十七帖》。此乃先生学书开端，亦可称之为旧学工夫也。其二则改弦更张，探入碑学疆域，以包、康二子为南针，别开生面。先生自述云：“一日，大兄铭远先生自外归，见余摹欧《化度寺碑》，曰： ‘奈何犹守唐人？唐人从晋南北朝来，奈何沿流而忘其源，且唐名碑多佚或翻刻，不如北碑皆新出土，且无体不备。’遂授以《张猛龙》《郑文公》两碑。”此番议论教导，直是南海 （康有为）口吻。至先生始列沈公寐叟（曾植）门下，公亦宣碑学精义，先生尝谓“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是也。先生入门既正，取法复高，无怪乎南海于沈公处见之，喟然叹曰：“咄咄逼人门弟子。”而先生亦感怀至深，后题南海墓门一联云：“尊碑广艺舟，金鍼天授，纲举目张十七日；大同称宝典，玉音神会，薪尽火传三千年。”可见先生审时通变，力行新学，实南海之真传，碑学之法嗣也。其三，又以碑学之精神及手段，独辟蹊径，专攻章草；复古法，开新境，创获累累，变草书千余年风气格局。溯其肇端，则始于沈公寐叟之教：今传章草，仅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洽汉碑、汉简、汉匋、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先生闻之奉若圭臬，敬志不敢忘；尔后则一心瑩然，由今草而至于章草，由章草而至于散隶，由散隶而至于篆籀，一一精研之、考辨之，发明之，心追手摹之，而后集其大成，复归于章草。可谓毕生精力，尽萃于斯，宜乎先生于章草有返本开新之功，得千年一人之名也。
清末民初，可谓碑学运动之巅峰期。若考究其典范仪型，则此间有三大书家，鼎足而立，以为全局之津梁。篆籀推吴昌硕，真楷举康有为，草书归王蘧常。其余诸贤，堪称羽翼。清季金石大盛，学者翕然从之。籀篆古隶，率相推重。自邓石如、伊秉绶新开篆法隶法，作者无数，至吴昌硕始能化矣。真书原以唐人为楷式，北碑新出，移易一时风气。包慎伯（世臣）、张廉卿（裕钊）等专学六朝书，继踵者亦无数，至康有为始能化矣。其真书一联有跋文称：“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此并非自负之辞，实乃碑学之宗祧也。至于草书复古变风，最为曲折繁难。盖因金石碑铭，多为正体，难觅草书遗踪。且章草旧传凋零，其由来诸环节，几近湮灭。康有为“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之叹，良有以也。故自金石学兴起以来，草书似独外于碑学之旨，除沈公寐叟稍开门径外，几代之中罕见述论，鲜有作手。唯王蘧常先生遵沈公遗训，入羲、献之所出，究分草之初发；巨刃摩天，创榛辟莽；握章草以为枢机，深启草书之本体源流，大开草法复古图新之秘藏。究其要端，大约有二。一则定章草为“解散隶体”，由汉隶而溯篆籀，复使篆法隶法入于草法。故先生之章草古气磅礴，有拙厚之形，气态浓深。包慎伯所谓“篆势分韵”，殆得之矣。二则假秦简汉牍之新出，爬罗剔抉，补草书进阶之阙如，接隶变茫茫之坠绪。盖先生一力搜研秦汉魏晋之竹木布帛，令其结体、字形、写法纷至而沓来，熔铸陶冶，入于章草。昌黎（韩愈）所谓“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是也。观先生之章草书作，面目居多，变化实繁；唯摒却杜撰，字字有来历也。要言之，章草经先生之手，博采而始能化矣。且夫复古变法之风及于草书，则至矣，尽矣，其能事毕矣。故碑学运动之殿军，允推王氏。操此而谈，则“后王前王”之说，岂谬奖哉？
先生于书学书法开此疆域，实居功至伟。究其成因，固时势之激荡推挽，亦先生之惕励修为也。今人评王氏法书，或称其为学者之书、诗人之书，非书家之书也。此言甚是，却尚可更进一层。未若益之以硕儒之书、国士之书，则实至而名归也。所谓学者之书，推重其知识学问，令书作渊深博雅，有书卷气息。宋贤有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是矣。所谓诗人之书，称美其情怀才调，乃使笔意纵横排宕，风流蕴藉。青莲（李白）《上阳台》数行，最得骚人韵致。凡此两端，王蘧常先生皆当之无愧也。然则先生为学者，真乃硕儒；先生为诗人，堪称国士。此番甄别，特为标举其胸襟怀抱，气骨人品。先生早年得唐公茹经（文治）授经学、理学，一以唐公之学为楷模，所谓“茹经门下称魁首”也。后又问学于梁任公 （启超），任公评后儒于孔学解说纷纭，多语繁而密要，乃以“修己以安人”一语教之。先生奉此教而疏经义、诠诸子、撰 《秦史》，至于学问淹博而谨守不失；六十余年后，“犹无以易此也”。故先生之为学者，岂非硕儒焉？
先生于文学词章，少年便得大名，时人以诗家目之。痛感于中国近代之遭凌辱，先生作 《国耻诗话》。倭寇猾夏，先生又著文 《论倭不足畏》，传诵一时。全面抗战起，先生诗笔纵横。其中联语云：“英雄血尽遗余垒，魂魄归应恋旧邦。”又：“要使国家留寸土，不辞血肉葬同阬”。又：“凭栏多少哀时意，并入潮声发浩歌。”诗作种种，后纂为《抗兵集》，直可作“诗史”观也。汪伪接管交大，先生毅然辞去；其后又屡邀先生出任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长，亦遭断然拒绝，有《节妇吟》一诗明志。嗟夫，时穷节乃见。先生浩气凛然，大节弘毅，非国士而何哉？故吾见先生之行己为人，于诗家近杜少陵（甫），于书家近颜平原（真卿），洵然硕儒国士之风也。举证滋繁，不易吾言。循此而论先生法书气象，若合符节，诚所谓硕儒之书、国士之书也。
五音之好，人各殊嗜。故言及书品，聚讼纷纭。然前文既以碑学运动明时势，又以硕儒国士论修为，则先生之书品大端定矣。康南海论碑品云：“夫书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为冠冕。……古尚质厚，今重文华。文质彬斓，乃为粹美。”执此而谈，则先生之书品高矣、尚矣，醇而又醇矣。今之书家，往往或失之史，文胜质也；或失之野，质胜文也。天然与工夫，皆有未至也。若夫两者俱至，文质相侔，彬彬然有君子风，其唯先生法书之品第乎？或有评先生书 作，以 为 “怪 奇”、 “险路”，以为“才子特点”、“涉奇心理”，直是皮相之见。殊不知书家之病，以才子气为最。殊不知先生所承继所开拓者，最是正脉，最为正途。吾尝思先生书品，叹赞其浩气干云、异采纷呈之姿，乃以一言譬拟之，则似司马子长（迁）之文章，谓其“雄深雅健”可也。雄者，气象雄伟也；深者，气韵精深也；雅者，气体古雅也；健者，气骨刚健也。先生治文史，毕生倾心 《史记》，其中“太史公曰”，十九成诵。先生攻书法，由北碑上探两汉，所谓“不落唐以后一笔”，所谓“熔铸秦汉”是已。故其法书之气息品相，近于史迁，不亦宜乎？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