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摩擦：从白邦瑞“百年马拉松”到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
201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其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按照100年秘密的“马拉松”计划稳步推进，意在2049年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此书一出，在西方世界乃至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按照白邦瑞的“标新立异”说法，中国正通过“韬光养晦”策略，欲意取得西方技术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并于当年12月11日在胜选后首次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时，就对中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等提出了严厉批评。虽然二者在主要观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都有同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或美国优先地位。
（一）中国经济巨大成就来自改革开放战略而非白邦瑞认为的“韬光养晦”策略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是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而非白邦瑞认为的让美国“上当”的“韬光养晦”策略。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中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80年后，邓小平同志启动了改革开放战略，中国重新融入到世界生产分工和制造业体系中。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是对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核心是引进其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体制模式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借鉴、引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开放与改革战略实践是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而非白邦瑞所说的是让美国“上当”的“韬光养晦”策略。
第二，白邦瑞所说的让美国“上当”的“韬光养晦”策略事实上是中国经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而非人为实施的策略。据IMF统计测算，邓小平时代的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尚不到2%，直到“入世”前的2000年，中国GDP才占世界GDP的3.59%，而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30.41%，中国当时的经济份量决定只能“韬光养晦”，这是中国经济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而2016年即特朗普就任的前一年，中国GDP已上升至世界GDP的14.9%，美国GDP已下降至世界GDP的24.71%。这个时候，中国经济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经济份量决定了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亮点和中心之一，再谈“韬光养晦”已没有意义。而且，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利益优先”战略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技术遏制正在不断地强化。据此，中国现在的经济份量决定了只有站在世界经济舞台前台，无法再谈“韬光养晦”策略。所谓“韬光养晦”策略更多是中国经济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而非中国人为实施的策略。中国经济增长了，就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就要面对风险和挑战。
（二）中国经济再创辉煌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不要被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所中断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于2017年3月31日签署了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核心要求之一是评估美中贸易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USTR）罗伯特•莱特希泽(Lighthizer)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重点调查在技术转让领域中国是否涉嫌违反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2017年8月18日，莱特希泽宣布将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2018年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向国会发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议程和年度贸易报告，指出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人民信守有关贸易的承诺，从有缺陷的TPP中退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力实施美国贸易法。这集中彰显了“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理念，主要包括：一是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二是通过减税来提振美国经济；三是谈判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贸易协议；四是执行和维护美国贸易法；五是利用和改变WTO某些规则，达到长期内谋求“美国利益优先”。
2018年3月22日，USTR以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争端为由，启动对中国“301调查”，开启了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2018年7月6日，美方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制措施，中国也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2018年8月23日，美方又对第二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同日，中方做出同等规模的反制。第二阶段，2018年9月24日，美方对中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并威胁将在2019年1月1日起提升至25%。同日，中方对美方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与5%的关税。第三阶段，若中美无法对2018年12月1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的话，则不排除双方摩擦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美方高额的进口关税直接损害了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利益，致使中国股票市场、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幅下跌，这给中国金融市场稳定、金融市场开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现实世界中，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利用强势美元升值期窗口和美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优势，不断对华制造贸易摩擦。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增大了，就要面对风险和挑战，关键是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需要明确自身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贸易大国地位和人口大国地位，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目标是发展中国经济、维护国内市场和扩大就业。据此，中国仍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续经济辉煌，而不要被特朗普的“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所中断。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境况：噱头、导火索和暗流险滩
由于国际生产分工、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存在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国际清偿手段，使得中长期内中美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体出现贸易不平衡成为常态现象。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噱头：美中贸易逆差
2017年3月31日，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聚焦美国贸易逆差问题。2018年4月5日，特朗普要求USTR依据“301调查”，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使得中美贸易摩擦被人为地扩大。
实际上，造成美中贸易逆差乃至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1）中美贸易摩擦归因于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而造成美国外贸逆差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美中双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贸易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沈国兵，2017）。这表明国际分工生产决定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将呈现出持续的贸易逆差。（2）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国际清偿手段，是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3）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表面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其中，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直接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
据此，美中双边是难以实现贸易平衡的，只能部分地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程度，全球生产网络下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来重新审视、协调和化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现阶段，美方需要减少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放宽对华出口领域；中方在有力度地扩大自美国进口时，必须考虑到农产品的保质期和先进服务业的进口匹配消化有限性问题，中方短中期内在农产品、先进服务业上大量进口受产品保质期、服务业匹配对接等刚性约束。
虽然中美曾于2018年5月19日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方经贸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特朗普政府事后却抛弃了中美双方共识，并于2018年6月15日仍对中国抛出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2018年6月16日，中国发布了同等规模反制关税清单。据此，解决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问题只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噱头。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争端
2018年3月22日，USTR发布了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301调查”结果后，美国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此举是触发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2018年4月3日，USTR确认中国一直在采取导致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窃取”的产业政策，宣布将于2018年7月6日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4月4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于2018年7月6日对原产于美国的价值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时，中国就美国进行的“301调查”，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
不过，美国早期对来自外国的知识产权也采取歧视性政策。在专利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实行“先发明制”的少数国家之一。这种不符合《巴黎公约》国民待遇原则的做法损害了外国专利申请人的权益，却大大增强了美国国内专利发明人的竞争力。直到2013年3月16日，美国新的《专利法》生效，才结束自1790年首次制定专利法以来所奉行的“先发明制”，而改为“发明人先申请制”。在著作权方面，1891年前，美国著作权保护仅限于美国公民，外国著作权在美国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1989年美国才加入《伯尔尼公约》，这比英国晚了100多年。
实践中，保护知识产权是双向的，而非中方单方面保护美方企业的知识产权，美方也需要严格保护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同时，需要合理地实施《反垄断法》。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必须要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基于TRIPS协定保护标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要合理使用《反垄断法》利剑，斩断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垄断优势在华谋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黑爪”。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暗流险滩：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增大了中国金融风险敞口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金融风险有所上升。部分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的压力加大、贸易紧张态势升级以及快于预期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均导致金融条件急剧收紧，中期金融风险仍在上升。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媒介货币的信用本位下，如果世界贸易市场不断动荡，同时美国货币政策收紧，恢复更好的美元信用，那么自然会加速世界资本回流美国。参照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呈现出的一个规律是：美联储大致10年一个弱势美元贬值期，交替6年一个强势美元升值期。据此推断，2015～2020年这6年是强势美元升值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甚至区域金融动荡，这将会恶化中国外贸和外商投资的环境。
同时，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中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施压人民币升值，这在全球贸易市场摩擦动荡的形势下，直接增大了中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风险。2019年2月21～24日，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中，美方已将服务业、汇率等议题列入协议文本开展谈判。2019年2月27日，莱特希泽对国会表示，美国将把阻止中国让人民币竞争性贬值作为磋商的一部分。据此，美方在金融服务业内对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有较高的利益诉求。中国将扩大保险、证券和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准入开放，提高外资投资额的上限。这些是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谈判下去的共识基础。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已明确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的市场准入。不过，在强势美元调整窗口期内，中国应高度警惕，需要实施资本流出管控措施，特别是避免在中美贸易磋商谈判中过度承诺扩大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而遭受短期资本回流美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金融冲击风险。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造成全球贸易市场动荡，同时美联储又在实施货币政策收紧的态势下，中国上海提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时机需要谨慎。2018年5月13日，上海提出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6个方面先行先试的举措。2018年7月11日，上海又发布了“扩大开放100条”，其中针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要点有6项任务、32条举措。据此，中国上海提出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举措可能会增大中国的金融风险敞口。2018年10月，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提出，通过金融监管改革，完善并充分利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以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这对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在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必须谨防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虹吸资本回流美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必须在扩大金融开放中管控好中国的金融风险敞口。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从摩擦磋商到协议文本讨论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同时，尽管没有调停的第三方，但是中美双方仍旧排除障碍，经历了7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和2轮中美贸易副部级洽谈，落实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不过，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美达成的一些共识是脆弱的，双方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积极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
（一）前4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谈而不和，充满不确定性
第一，中美第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讨论。2018年2月27日至3月3日，刘鹤副总理出访美国，与美国财长姆努钦、白宫主任科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了会谈。刘鹤指出，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美双方认为应采取合作而非对抗方式来处理两国经贸摩擦。
第二，中美第二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因美方要价过高而破裂。2018年5月3～4日，刘鹤副总理与来访的美国财长姆努钦进行第二轮中美贸易磋商谈判。因美方向中方开出了一系列不可能实施的过高要价，致使第二轮经贸磋商成果十分有限，双方仅发表了一个会谈公报，声称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三，中美第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虽发表了联合声明，但被特朗普毁约。2018年5月17～19日，刘鹤副总理出访华盛顿，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进行中美第三轮贸易磋商。2018年5月19日，中美发布了《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但离美方提出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结果，这次联合声明最终被特朗普单方面毁约。
第四，第四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因美方谈而不和，使得中美经贸谈判充满不确定性。2018年6月2～3日，刘鹤副总理与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进行第四轮中美贸易磋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自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形成了谈而不和的局面，致使不确定性增加。上述中美4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表明，美方削减双边贸易逆差只是表象，遏制中国是其真实意图。
（二）两轮中美贸易副部级磋商：为更高级别对话铺路
第一，中美第一轮副部级贸易磋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应为更高级别对话铺路。2018年8月22～23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出访华盛顿，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进行中美贸易会谈，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会后美方以白宫副新闻秘书名义发表了一个简单声明，称双方就公平、平衡和对等的中美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
第二，中美第二轮副部级贸易谈判各自发表简短声明，都主张落实两国元首共识。2019年1月7～9日，美国贸易副代表格瑞斯来华进行副部级贸易会谈，会后双方各自发表了简短声明。中国商务部认为，双方在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上的磋商是有进展的。USTR认为，此次会谈讨论了如何实现两国贸易关系的公平、互惠和平衡；转达了特朗普总统的诉求，即解决美中持久的贸易逆差、结构性问题，以改善两国贸易。双方声明都强调落实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90天贸易谈判共识。
（三）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指明了方向
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等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美方同意自2019年1月1日起把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10%；中方将同意从美国购买数量非常可观的农业、能源、工业及其他产品，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美已同意就一些结构性问题开始谈判，并同意加强执法、禁毒等方面的合作，争取在未来90天内落实。
（四）后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从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到协议文本谈判
第一，中美第五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各自发表简短声明，强调落实两国元首共识。2019年1月30～31日，刘鹤副总理出访美国，与莱特希泽、姆努钦等举行会谈，会后中美各自发表了简短声明。美国白宫声明认为此次会谈涉及了广泛的问题，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网络窃取、市场扭曲、市场壁垒、货币在贸易中的作用等。美国特别注重中方在结构性问题和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方面做出有意义的承诺。双方同意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上加强合作。中美双方磋商的焦点仍是落实中美元首共识，旨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和一些结构性问题。
第二，中美第六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2019年2月14～15日，刘鹤副总理与来访的莱特希泽、姆努钦进行中美第六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围绕元首共识对彼此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就主要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而且，双方将根据元首共识确定的期限积极磋商，努力达成一致。
第三，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协议文本谈判在6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年2月21～24日，刘鹤副总理出访美国，与莱特希泽、姆努钦举行第七轮经贸高级别会谈。会后双方各自发表了简讯，都明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五）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挑战仍然巨大
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后，2019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对话在重要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将推迟原定于3月1日提高的对华追加关税。2019年3月1日，USTR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相比来看，对中方而言，有两个利好消息：一是将原定2019年3月1日后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进一步加征15%的关税的期限延后，外贸摩擦缓和，减少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二是成功争取到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期。对美方而言，本轮贸易磋商有3个收获：一是先前课征的关税并未取消；二是美方在6个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加征关税期虽推延，但在中方落实协议的过程中，这把对华的“达摩斯之剑”掌控权仍操纵在特朗普的手中。据此，未来双方在洽签协议、具体落实过程中挑战仍然巨大。
其中，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未来中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上做出改革的进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预计也将强烈要求美方放松乃至取消美国对华严格的出口技术管制政策，以及约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中资企业对美投资的恶意或差别审查等，以维护自身权益。究其原因，一是由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拟定的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出口管制新框架针对中国的意图较为明显，如果执行，意味着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大为强化。二是美国CFIUS最新法案改革主要是针对快速增长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防止对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从中获取可能的技术溢出。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合作而非对抗
（一）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看，中美合作远比对立更重要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都应积极负担起大国的国际责任，共同维护好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由此，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变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最大受益者的美国，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同样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取得巨大收益的中国，双方都有动力共同维护好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制度。从经历8个多月贸易摩擦升级后中美之间达成的元首重要共识来看，中国已意识到现有世界经济秩序下美国的影响力，开始考虑做出一些重要改革。2019年2月25日，新华社指出，双方在6个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USTR宣称，将推迟原定于2019年3月1日提高的对华追加关税，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双方应推进在更多、更重要领域里的积极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据沈国兵和徐源晗（2018）测算，中美贸易摩擦后，虽然中美产品贸易竞争关系占比同比有所上升，但是中美产业内贸易互补关系的产品占比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美约80%的产品种类属于互补性贸易，这破除了所谓中美贸易已由互补转向竞争的论调。因此，中美双方有充分理由确信中美经贸合作远比对立更重要。
（二）在现有中美贸易格局下，美方不会主动放弃摩擦对抗，中方需要积极应对
理论上，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共和党在那些易受加征关税而受到冲击的州本应会处于下风。但是，从中期选举结果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但是2016年大选后确立的政治版图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东西海岸的传统民主党控制区和中部的传统共和党控制区大都没有出现偏离。由此，中方想要通过对美国特定州域、特定行业产品进行反制，加征进口关税来促使美方主动放弃摩擦对抗是很困难的。虽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方已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但是这些新举措并未能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经过数轮磋商，虽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分歧。
2019年2月27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国会表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未来全面改进贸易往来将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挑战。他称达成中美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预测磋商结果还为时过早。据此，中方在后续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中需要有清醒的应对预案。
（三）美欧日发布的5轮联合声明意在重构全球贸易新秩序，中国不能对此不加以重视
2017年12月12日，美欧日贸易官员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WTO第11届部长级会议期间进行第一轮贸易会谈，声称开展合作，抵制扭曲市场的贸易行为。2018年3月10日，美欧日贸易官员于布鲁塞尔进行第二轮贸易会谈，联合声明欲解决第三国非市场化政策引致不公平贸易、工业补贴、强制技术转移以致破坏国际贸易运作等问题；重申合作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增长。2018年5月31日，美欧日贸易官员于巴黎进行第三轮贸易会谈，重申对一些国家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电子商务等关注。2018年9月25日，美欧日贸易官员于纽约进行第四轮贸易会谈，发布《美国、日本和欧盟贸易部长三边会议联合声明》，特别关注“第三国非市场导向的政策与实践、工业补贴与国有企业、第三国强迫技术转让的政策与做法、WTO改革、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等问题。美欧日声明中的这些关注很明显剑指中方。2018年9月30日，美墨加三方协议（USMCA）签订，使得特朗普政府更有动力去推动美欧日三方贸易新协议。2019年1月9日，美欧日贸易官员于华盛顿特区进行第五轮贸易会谈，同意加强在纽约和巴黎发布的部长级声明中涵盖的所有领域合作，包括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市场导向条件、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强迫技术转让的政策和做法、WTO改革以及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等方面。
比较来看，美欧日贸易官员进行的这5轮贸易会谈，核心关注的是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在这一系列领域都要重构全球贸易新秩序。由此，产生的贸易新规则将使得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过，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指明了方向。2019年3月1日，USTR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这说明中美经贸磋商已初见成效。因此，中国要发展开放经济，希望与发达国家一起合作共赢，就需要考虑它们对“市场经济”的某些关切，采取合作磋商的态度，而不能对此不加以重视。
（四）中方需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以磋商合作而非对抗姿态化解贸易摩擦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美达成的一些共识是脆弱的，中方要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好营商环境，花大力气吸引他们留在中国，以期维持好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全面挂钩。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演讲中指出，“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据此，中国未来将以进博会为契机，打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与国际上游企业合作，让中国各行业企业更好地对接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形成跨国企业持续对华投资的吸引力。参照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大陆的营商环境排名已大幅上升，位列第46位（World Bank，2018）。因此，中方需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应对贸易摩擦，在扩大贸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外商投资和扩大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上以合作姿态积极化解对抗。
（五）中美更应重视在禁毒领域、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目标和合作
中美需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积极通过磋商谈判来化解贸易摩擦，以求同存异的方式避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重演。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预计中方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地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显著地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工业品等的进口，以缩小美中贸易逆差。中美两国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和积极建设者，中美在解决贸易摩擦问题的同时，更应重视双方在“禁毒”领域、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目标和合作，促进互利共赢而非进行大国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