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常用“三角地”来概述自己的一路跋涉。
“三角地”暗合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文系。外在环境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
学界同仁却更愿意用“三个一”来褒奖王水照的贡献。所谓“一代之学”，是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典范性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是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做的筚路蓝缕、奠基性工作；“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其从未消退的学术热情、从未钝去的学术敏感最好的描述。
王水照
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首席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201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中文系学生要有“童子功”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浙东古邑，跟王阳明、黄宗羲是同乡。他们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水照：13岁那年，我从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
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立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是《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句我在少年时就能背诵。
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就培养了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解放周末：从余姚走出来，您就去北大读书了？
王水照：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大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云集，称得上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和同窗受到“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外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让我们拥有了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
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由于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宋代文学文献，从而奠定了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解放周末：北大55级出了很多学术、文化名人，如谢冕、杨天石等。
王水照：北大55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在中文系，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后面四年半的时间主要是讲授文学史，从古代文学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每周6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史上，说明文学史是当时中文系学生最基础的核心课程。
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让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是其他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是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
两年写不出好文章要“走路”
解放周末：您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一待就是18年，这段时光里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回忆？
王水照：我离开文学所40多年了，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我一进入文学所，就投入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之中，还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
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开拓了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何其芳
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何其芳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王水照：何其芳先生很有个性，有意见就非常直率地说出来，而且有时非常尖锐。
我在文学所的18年，可以说都属于“何其芳时代”。他曾经立过“所规”：大学生进了文学所，两年写不出好文章是要“走路”的。我那届从北大到文学所大概有10个人，最后剩下两个半。留下来的当然高兴，走的当然不高兴，但基本上没人对何其芳本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
何其芳先生还强调，社科院文学所搞研究跟大学里面是有区别的。大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关键性“大学问”没法搞，成立文学所就是要搞突破性的大项目。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解放周末：在社科院文学所，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水照：在文学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等方面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我初步具有了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立工作的能力。
解放周末：您离开后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联系还多吗？
王水照：由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这些重要刊物的缘故，我和文学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文学遗产》是我们古代文学界最高级别的刊物，我是它的作者，也曾经是编委，现在是顾问了。提起这个刊物，我很怀念早期的几位编辑人员，特别是陈翔鹤先生。
翔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编，他原是四川文联副主席，后来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照顾，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发表在《文学遗产》。记得他跟我说：“你的文章是我照顾你，给你发的，水平还不够，以后要努力。”他就是这样真诚的人，希望年轻人能够学有所长。
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
要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解放周末：1978年3月您调入复旦中文系，能否说迎来了治学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王水照：来到上海，来到复旦，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等课程，另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
这样的状态，能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的互动互补关系中，科研选题、内容能保持鲜活的时代特点。它告别了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禀赋素质的长短，合理地选择课题。
由此，我从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可以说，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
解放周末：您被复旦研究生评为“心目中的好导师”。在培育学生方面，您有何心得？
王水照：我带学生，总是希望大家多读、多写、多练。许多同学都参加过我组织的项目，像《宋代文学通论》《历代文话》以及钱锺书手稿集整理等。
对学生在学习期间是否要发文章，是有两种不同主张的：一批老师鼓励学生多写文章，一批老师不主张学生在读书期间发表文章。当年读大学时，我班上有个同学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头天发表，第二天杨晦先生一上课就批评：《孟子》是散文吗？哪里来的艺术？才读大二，不好好读书，写什么文章？
我觉得，只要不是出于急于求成的功利目的，还是应该以鼓励为主。低年级当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看书和积累上。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多记笔记，进而提炼出文章，并能够发表，也是很好的。读和写要相结合，不多写就写不动了，但要确实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材料，读书得间，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北大中文系的历练对我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很感激有这一段宝贵的写作经历，一章章必须写，就逼着自己去看材料，不断闯入陌生的领域，不断学习。后来进入文学所，几位老先生看我写的东西，都说不像大学刚毕业的，已经有个样子了。
所以，我主张学生要多读书、多思考、多磨炼。
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解放周末：您的《宋代文学通论》对新世纪以来的宋代文化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时为什么想写这部书？
王水照：这本书我执笔了两章，主要框架及每章导言也是由我确定、撰写的，然后再让同学们按照我的思路去写，是教学相长的产物。
以前，学术界对宋代文学的评价是有异议的。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辉煌时期，这是公认的；唐诗的高峰在哪里，大家也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什么地位存在一些争论，有些学者的评价还比较低。《宋代文学通论》就想对一些过激的观点进行反驳，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我认为，评价历史事件主要是看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而宋代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确实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如道学对儒学发展的意义，如宋诗在唐诗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审美范式，等等。
就现在的文学观念来看，宋代文学的整个定位是由雅转俗的重要时期。按照西方文学的分类，这一时期的文学诗、词、文属于雅文学，戏曲、小说是俗文学。宋代文学的成就主要还是雅文学，俗文学成绩虽然也有，但留下来的文本不多。
宋词本来评价很高，但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实在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里主流学术大力提倡的。宋诗则在唐诗阴影之中，“不懂形象思维，味同嚼蜡”。宋文大部分是应用性文章，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形象、抒情之类的因素在我国古代散文里并不多。因而，对宋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但另一方面，“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声音也很强大。所以，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我们想对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作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
解放周末：传统上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邓广铭，对它却有很高的评价。
王水照：个人觉得，宋代的政治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顶层设计”是合理的。
回过头来看，在北宋九帝、南宋九帝当中，真正有能力的皇帝不多，可能只有两三个皇帝的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建国之君赵匡胤，宋神宗也可以算一个，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孝宗，其他的基本上是平庸之辈。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权，能够延续300多年的基业呢？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宋的文化成就很高，士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培育，南北宋灭亡时忠臣义士特别多。唐代在这一点上就不一样，安禄山的军队一路打过去，投降的不计其数。
宋代在皇帝平庸的同时，接二连三地出现权相、奸相，但这个政权还是保持运转，甚至有考证说当时宋代的经济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宋代的“祖宗家法”、文官政治总体上还是有其先进性的。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优点要说足，缺点也应该摆清。我们这本书如果要修订，应该有一个“下篇”，来专门论述宋代制度乃至文化的缺失。
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
解放周末：宋代文人群星中，苏轼为何受到您的持续关注？
王水照：初次接触苏轼的人，容易被他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那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人们难免错愕、惊服。
苏轼主要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化遗产依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其文学创作的探讨上。
依据这种理解，我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还编选了《苏轼选集》。该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及材料，另立“附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体验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
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我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间的思绪变化，以及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而且着力发掘其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进而详细分析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
解放周末：相较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似乎沉寂许多？
王水照：宋代散文研究的难点和盲点，相对来说确实不少。
比如，宋代古文六大家之一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却有“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事实上，我国散文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散文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加以系统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不仅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势在必行。
在《历代文话》的基础上，我最近又组织团队推动《历代文话新编》的工作，收录文话著作将有300余种，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古代文章学的研究。
解放周末：“唐宋八大家”中，来自北宋的散文家占有六席。这有着怎样的时代机缘，又能带来什么启示？
王水照：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禀赋、勤奋以外，其实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北宋时期，社会精英大多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偏重文治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至仁宗时已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
北宋举士共69次，以嘉祐二年最为“得士”，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和曾巩，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还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就曾盛赞同年好友、状元章衡“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为这批北宋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本土文化资源挖掘乃至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也是有启示的。
记者手记：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王水照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学问和学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杜甫研究领域“小试牛刀”；70年代，对唐诗繁荣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80年代，又率先为苏轼“正名”……
求学治学60余载，王水照最忌人云亦云，力求有所突破。对于学术界存在的伪科学、伪命题、伪理论倾向，他不止一次呼吁“不能陷进理论晕眩、数据狂欢的泥淖中走不出来”。
王水照的研究视野广阔，用心最切、用力最深的则是宋代文学。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蕴含的使命感，深深浸润他的为人处世。
学生感叹，先生讲课，从不敷衍。即便是自由讨论时间，王水照也决不坐着任由学生闲聊，而总会准备相关资料，将有用的内容和自己的分析记录下来。等到学生发言完毕，再一一点评，甚至会提出人们未曾留意的新材料、新论点。
课后交流中，王水照更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学生回忆，先生总是轻声细语，从不疾言厉色。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只有学问与人生的真诚，而没有一丝因为有学问、有阅历而产生的傲慢。
现在，虽然年逾八旬，但王水照依然“夹在书堆里”。他的外形渐显龙钟，神态却更为清癯，一如既往地充满学术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