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健康委共同主办的“我与共和国共奋进”上海市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报告会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副市长宗明会见了著名心脏病学专家葛均波、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等7 位报告团成员。校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参加报告会。报告会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均波教授作了题为《筑梦在伟大变革的新时代》的报告；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作了题为《为健康中国筑起公共卫生屏障》的报告。校报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两位专家的报告内容。
筑梦在伟大变革的新时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
美国萨拉纳克湖畔长眠着一位特鲁多医生，他的墓志铭刻着这样一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穿越百年，印证了我们面对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候，仍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首位死亡原因。40 年前，对冠心病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只是让患者躺在监护室观察，等待命运的安排。今天，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崛起和祖国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冠心病也成为了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我们共同的努力，正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重燃新生的希望。
“学医学，利天下”，我带着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心血管病医生, 1990 年我前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疗。我苦练基本功，发现了心肌桥特异的“半月现象”“指尖现象”及其药物治疗方法，这些成果被编入国际经典心血管病教科书。
超乎常人的忘我工作及不懈努力, 让我得到了连许多德国医生都梦寐以求的职位———德国Essen 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1994 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国学术交流，带回来冠心病介入治疗旋磨技术。
那一年，有一位68 岁患心梗的老先生去外院就诊，他情况很槽糕，大面积心梗，稍稍活动就胸痛，三根冠状动脉都严重狭窄，最重要的血管前降支99%闭塞，并且严重钙化。用常规的介入治疗方法和导丝根本无法通过闭塞病变处，更不要谈扩张血管了。他的主治医生对他说，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吧。老先生不甘心，他要活下去。老先生入治的医院联系了我，并且对他说，有一位德国教授为您做手术（其实那时候我不是教授）。手术那天，老先生见到我：“您是中国人呀，黑头发，黄皮肤”。我对他说：“我就是中国人！”我用在德国学习到的最新旋磨术，用一个极其微小的金刚钻头完成了国内第一例高频旋磨手术，成功将血管堵塞处打通，老先生心脏的大部分供血得到恢复，胸闷胸痛症状明显减轻。那时我对他说：“从现在起您的生命不是以天而是以年来计算啦！”老先生握着我的手激动异常，我也很高兴！
我又分别于2000 年、2009年、2018 年为老先生三次实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把其它堵塞的血管也相继打通。前不久，他带着几本自己新写的爱情小说来看我。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25 年，老先生93 岁了，除了腿脚略有不便，其它都很好，思维清晰，表达流利，我们都很激动。最近一次来看我时，老先生70 岁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为了在我面前能呈现出更精神的面貌还特地去染了发。对于医生而言，患者的病愈就是其所拥有的最高荣誉。
身在异乡，任何有关祖国的消息,都会触动我的心弦。深思熟虑后, 我做出了一个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回国！为祖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99 年，不忘“存仁心，行仁术”的初衷，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上医，进入中山医院工作。当时心血管病介入治疗已成为国际心血管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全世界约有200 万名患者接受了心血管介入治疗，中国仅不到8000例。而中山医院心导管手术量不足百例，介入治疗仅80 多例，心血管病介入治疗仅处于起步阶段。我受命担任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强大的使命感让我迸发了更大的工作热情。我尽我所能创造条件，鼓励科室每个人发挥专长，着力培养心血管高端人才，推动心血管诊疗技术的革新。
记得我刚回国时，国内一个进口冠脉支架要卖四万多元,且还未纳入医保,有些病人要植入三四个支架,十几万元的费用在当时对普通民众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如何让中国老百姓可以使用“又便宜又好”的冠脉支架，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声音”。于是，我带领团队放弃所有休息时间，进行不懈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 年我们终于研制出了首款国产可降解涂层药物洗脱支架。
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支架。研究成功后的国产支架1 万多元一个，而且由于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体质存在差异，国产支架更适合中国病人。随着这项技术的国产化，“洋支架”不再一家独大，被迫纷纷降价,冠心病患者不再对支架“一声叹息”。初步估算，我们研发的支架，每年可为患者和国家省下医疗费用支出高达数十亿元，同时这款支架还出口至欧洲、南美洲等多个国家。
2013 年我们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完全可降解生物支架。植入后2-3 年间，该支架会被人体完全吸收，而病人的冠状动脉将恢复弹性，履行其输送血液的使命。年前，李克强总理赴相关企业考察，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研制的新一代“可消失”支架。
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解除病人的痛苦。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最佳方法是急诊介入治疗，尽早把堵塞的血管开通,如果突发心梗超过12-24 小时，心肌将大面积坏死，介入治疗也无济于事。为了缩短急性心梗的救治时间，我和同事们建立了华东地区首条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24小时全天候向患者敞开。多年来，我常常会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紧急赶往医院手术室实施抢救。我们每年抢救近40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成功率高达97%。
由于多年在X 线下长时间工作，心内科医生做手术时需要穿几十斤重的铅衣，相当于长时间扛重物，很多医生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也身受其苦，常常要绑着腰托做手术。后来病情日趋严重，医生嘱咐我必须卧床休息，但是我心里真是放不下我的病人，为了更好地开展临床工作，我的腰椎进行了两次手术。
2000 年6 月，曾救治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病人。当时腰椎间盘病发作，我坐在轮椅上。冠状动脉造影确认病人的几支主要冠脉都明显堵塞，最严重处狭窄达95%。主治医生向我报告后，我还是决定要到现场看着造影结果定手术方案才能放心，在与心外科专家讨论后确定加急搭桥手术，手术很成功。18 年后也就是去年年底，病人再次心绞痛，造影显示超期服役的右侧桥血管堵塞，这支桥血管用的是静脉，不能放支架，而早已废弃的右冠脉彻底闭塞。我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决定使用创新成果疏通踪影全无的右冠脉，再植入支架。手术从上午十点多持续到到下午一点半，最终实现良好的血液再灌注。我时常对同事说，当医生要努力解除病人的病痛，这更多的还是需要责任和奉献。
不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这是中山医院心内科的郑重承诺。对任何一个生命不放弃、不抛弃，不离不弃！虽然大家都说心导管室没有下班时间，但能够为病人谋福利，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我们感到很幸福。
中央电视台曾在“六一”儿童节播放过一个片子，是关于我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个小孩子患先天性二叶式主动脉瓣狭窄，7 岁时做了主动脉瓣再造手术。但是3年后，孩子每次跟小朋友一起玩耍，稍微剧烈跑跳就会晕厥。父母带他四处求医，发现心脏扩大、心力衰竭，却找不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生命危在旦夕。我仔细观看了外院的心脏造影，模模糊糊地看起来左冠状动脉没有显影。我想，会不会先前主动脉瓣手术后在愈合的过程中形成疤痕挛缩，造成了左冠状动脉狭窄或者闭塞。
我们制订了治疗方案，试图开通闭塞的左冠状动脉主干。所有的术前准备都做好了，但是有一点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才10岁，由于长期患病，发育比同龄的孩子矮小，而我们目前做冠心病的导管都是成人的，因为儿童不患冠心病。我试遍了所有型号的导管，换了17 根，对这个孩子来说都太大了。由于介入治疗通常是在导管穿刺部位局部麻醉，手术进行了快一个小时，孩子很烦躁，在手术床上哭闹。我打算请麻醉科准备全麻，正准备进行诱导麻醉时，孩子一下子心跳、呼吸骤停。一般的孩子，复苏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因为心功能不好，就是复苏不过来。10 多人轮流按压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了3 个多小时，用了大剂量的药，总算抢救回来了。我对孩子父母解释了手术失败的情况。
他妈妈绝望地对我说：“我孩子4 个小时的罪白受了吗？”当听到她哽咽的话语，不知道是委屈、无奈还是生气，我眼泪一下出来了，我说，我现在还不敢确定他能不能醒过来，万一脑缺氧可能会成植物人，但是他要是不冒风险治疗也是没有出路的。
有同事给我发短信：主任，没有人否认你是中国好医生，其实你没有必要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治好是应该的，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对您的声誉会有影响。但我一直在想，一个好医生不能把自己的虚名放在首位，要把对病人的救治放在首位。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有一种以日本专家命名的疾病———川崎病，是儿童期起病，危及冠状动脉。我马上给一个日本教授打电话，询问日本的川崎病怎么做造影，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我给孩子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一周后，孩子的左心室功能就恢复到47%，大量腹水一天后就消失了，孩子恢复了活蹦乱跳的天性和灿烂的笑容。他父母送给我一面锦旗，上面有“华佗再世，妙手回春”八个大字，我一直留着。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没有祖国日益强大的坚强后盾，我不可能走向世界，也不可能成就我儿时的梦想。感谢祖国给我提供了学习发展的机会，使我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造福更多的患者。也感谢同行的支持，他们的帮助使不可能治疗的疾病有了尝试治疗的可能，延续了患者的生命，也给患者家庭带去了希望。
“梦想在前，使命催征！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在党的领导下，我和我的同仁们将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