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要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因此，网络理政、政务公开是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沈国麟：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代表，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工具。美国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把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称为网络化社会：“信息化社会，意即知识生产、经济生产力、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都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并且连接上依此逻辑运作的财富、权力与象征的全球网络。”在他看来，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互相叠合的层次构成，技术与经济是地下室，权力位居中间楼层，文化则在阁楼上。“信息时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 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
互联网正是打破了工业化社会的垂直结构，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开始向扁平型发展。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即时性和互动性给原体制带来了压力，因为快速的信息传播要求相对应的政府回应与作为。有学者在分析 2006 年到 2013 年的 50 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对政府回应的标准做出更细致的划分，研究表明政府的主动性、时效性、透明度和公正性越高，事件的解决效果越好。以时效性为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就曾提出处置突发事件的“黄金四小时原则”，说明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是有效平息舆情的关键。主动性、时效性、透明度、公正性都对政府的机制运行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网络理政是一个动态概念，需要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促进问题解决，政府由此也可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因此，适应时代要求做好网络理政，必须要植入新媒体基因，这是一个与新媒体相融、自我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打造也将会带来组织模式、表达方式、生产模式等方面的诸多变化，通过这些变化更会使交流互动更有效率。此外，与社会力量联动，用新媒体的沟通方式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也是网络理政努力探索的方向。
沈国麟：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治理经历了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的转型，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络问政是单向的，由网民问责政府，是政府被动地接受网民的质疑，而且仅仅停留在政策问询的层面和阶段。
网络理政指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治理，这种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是对传统媒体时代治理逻辑的一种创新和再造。
中国网络理政的基础是社会的成长，社会成为能够与政府和市场合作的治理力量。互联网为社会的组织和成长提供了组织工具和沟通平台，并且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成长，使得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力量。
过去，传统媒体采取的是单向的报道，在网络化社会，网民平时就能直接利用网络问询政府、问责政府，网络问政对传统治理体制提出了转型要求。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时代要求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
沈国麟：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性力量，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执行力量，社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力量。与西方相比，我国特有的政治关系格局决定了国家的现代治理是从政党—政府—社会关系逻辑展开，体现出了“政党主导—政府转型—社会成长”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网络理政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来主导治理的过程。互联网上凸显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需要执政党创新治理理念、措施和机制，来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互联网带来了理政方式的深刻变革，民众也习惯通过网络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与此同时，媒体格局、媒体形态、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手机用户不断增加，微信、微博等媒介被广泛使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务服务搭上了互联网快车。网络理政，意味着政府服务由被动转为主动。适应这一新形势，网络理政方面更需植入“新”基因，主动求变。
沈国麟：在“政党、政府、社会”三者关系中，政府是治理的执行机构。政府转型是中国网络理政的中间环节。改革开放以来，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转型的核心命题。政府开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今后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的目标。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一方面促使政府转型加快进程，另一方面，推动建设数字政府，来最终实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实现。
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是数字治理。网络理政的目标是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数字治理。这种变化出现在世界范围。
数字政府超越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是把政府事务用数字的方式来进行运转，而数字政府是构建数字环境下的政府运作形态，是对以往政府运作方式的全面革新。在信息技术发展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条件下，原先电子政务的思路如信息公开、活动交流、政务服务等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数字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借助于最新的数字技术，让政府和社会更好的互动，更进一步挖掘信息，了解公众的需要和需求，引入更多的参与机制，进行服务、决策和管理的政府，在制度上对人民民主、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进行保障。数字政府也是一个平台型政府，从世界范围而言，发达国家都在建立数字政府方面加大努力。例如，美国白宫主导建设 21 世纪的新平台——数字政府，来为公众进行更好的服务，包括建设一个数字化服务创新中心和顾问团队，建立一个跨部门治理机制以改进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统一政府部门的资产管理和采购工作等。英国政府成立了“政府数字服务小组”，专门负责定制公众的数字服务，提升在线政府服务的规模和质量。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数字政府的建设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建设一个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数字政府，可以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节约成本，改善公共数据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互联网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个中国人。
建设数字政府是为了推动数字治理。数字治理是平台化的治理，是互联网环境下对治理的一种创新。
数字治理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不仅仅是把部分政务放到网上，提供一些简单的信息，而是时时刻刻了解人民的需求，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政府结构趋向扁平化，过于强调等级制的政府系统在互联网时代难以采取有效迅速地治理行为，特别是改革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要求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协同合作，保持一致的政策目标，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基于上述论证，我归纳出网络理政的五大理念。
文/傅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