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看门诊是为了病人，这些病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沈自尹(1928.3.22-2019.3.7)
沈自尹同志品德高尚、志向高远，是中西医结合领域中功勋卓著的一代大师，是我国医学界一位备受尊重的老前辈、德医双馨的医学大师、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深受爱戴的良师益友。他强烈的事业心、追求卓越的精神、鞠躬尽瘁的境界和纯粹坦荡的为人，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严谨治学、传承创新，对医学事业的执着探索，将成为激励我们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名中医、上海市名中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名誉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离休干部沈自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9年3月7日7时22分在华山医院逝世， 享年91岁。
沈自尹同志出生于1928年3月22日，浙江镇海人，1947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在校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他195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岭南医学院高级师资班接受培养;1953年8月进入华山医院工作;1955 年，响应党中央“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拜姜春华名老中医为师，脱产学习中医，成绩卓著; 1959年师徒共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 1969年组织中医药探索队到四川山区支内，成功运用中医药治疗钩端螺旋体出血热、上消化道 出血等危重疾病，被当地百姓赞誉为“上海名医”。他先后担任华山医院脏象研究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四届副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三届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他是第一批上海市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被评为全国名中医。
沈自尹同志是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西医结合思路和方法、脏象学说和病证关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座右铭，潜心钻研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率先观察到肾阳虚患者具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兆，后又 发现这些患者在“下丘脑-垂体”及所属靶腺的不同水平与环节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功能减退，最终证实“肾阳虚证”是以下丘脑为主，包括肾上腺皮质、性腺和甲状腺轴在内的功能紊乱症候群，成为运用西医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医理论的光 辉典范。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思路方面，他既有务实的科学精神，又对中医药学有深刻的理解和诚挚的热爱。他坚持勤求古训、博采众长，潜心研究中医各种流派，提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等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以 科学、务实的态度正确对待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有机糅合传统辨证方法和现代实验手段之长。他将创新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明显提高了哮喘、激素依赖、肾病综合征等难治性疾病的临床疗效，为阐明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扩大中医药治疗的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西医汇通的一代大师。
沈自尹同志是敬业奉献的楷模，是追求卓越的典范，也是充满仁心的国医大师。他从医60余载，立志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直至89岁高龄仍坚持出普通门诊为病人服务，不收病人专家费。对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肾病综合征、激素依赖、消化道出血、急性胰腺炎等十余种疾病，都有独特经验和研究成果。他亲自研究开发了急支糖浆、补肾防喘片、补肾 益寿胶囊等中药新药，享誉海内外。他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专著6部，其中《肾的研究》在国外多次翻译出版，并应邀赴国外多所知名高校讲学。“梅花香自苦寒来”是他对事业追求取得成功的真实写照。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全国医学卫生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20余项省部级奖项。他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并把以脏象学说为核心的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沈自尹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导师，他一生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把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的学生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教育事业。他带领的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已成为国内中西医结合医疗、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他德医双馨，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诸多中西医结合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造就了一批中西医结合人才，他的学生有的已成为国家973首席科学家、上海市名中医等领军人物。
沈自尹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李克强、刘鹤、孙春兰、李强、陈希、胡锦涛、朱镕基、张德江、李岚清、吴官正、刘延东、丁仲礼、肖捷、陈至立等领导同志对沈自尹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国家部委、上海市和有关单位领导同志陈宝生、白春礼、应勇、殷一璀、孙尧、余艳红、于文明、尹弘、于绍良、诸葛宇杰、宗明、龚学平、蒋以任、冯国勤、吴志明、郑珊杰、裘东耀、王立平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胡和生、陈凯先、王正敏、葛均波、陈国强，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玉东、张伯礼、吴咸中、陈香美、周良辅、闻玉梅等对沈自尹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并送花圈。
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等，以及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部门单位、兄弟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对沈自尹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并送花圈。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因在京参加重要会议，无法参加沈自尹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特地前往沈自尹同志家中悼念，对家属表示慰问。正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委托有关领导同志转达对沈自尹同志逝世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复旦师生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沈自尹同志的深切缅怀与哀思。
学生心语
王文健:沈自尹所带首批研究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所所长
我追随沈老师40多年，老师带领大家在事业发展、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项目论证、成果答辩等多方面努力奋斗，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奠定了其在国内外 的学术地位。很多时候我在“前方”作战，但只要有老师坐镇，心里就有底气，发挥得就特别好。
老师在学术上非常民主。“同病异证，同病异治”是老师早年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之一，为同行所公认。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一原则遭到一些人的曲解，认为一种疾病分出的中医辨证类型互相之间毫不相干。为了纠正这一偏见，我提出了“同病类证，同病类治”的理论，是指同一疾病的中医证型划分是大同前提下的小异，当时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已得到同行的认同。因为和老师原来的提法有所不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把这一观点向老师做了汇报，想不到不但获得老师的赞同，还要我写成文章联名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上发表，这也是我和老师最后一次联名发文。我将永远铭记老师的教诲，将老师 的未竟之业继续发扬光大。
董竞成:沈自尹所带博士，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我是沈老师招收的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老师不仅培养了我，还把我留在了华山医院，使我得以在高起点开启我的中西医结合事业。
老师是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研究、脏象理论研究、病证结合研究的开创者。作为追随老师多年的学生，我觉得除了学术之外，老师身上还有许多值得我辈学习的地方，老师对中华民族文化和遗产正确、客观、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执着追求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值得我辈终生学习。老师学识渊博、造诣深厚，理论和创新思维活跃，能始终把握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脉搏。在肾本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等理论，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如今，在老师的培养下，我已完成从学生走向学者的历程。我辈将努力奋进，继续推动我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向前发展，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
吴斌：沈自尹所带博士后，重庆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沈老师在肾虚症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次证实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并将主要调节位点定位在下丘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精辟地提出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等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老师是响应毛主席“西学中”的号召而学习中医的，毛主席说“我相信这其中一定能产生几个高明的医家”，可以说老师就是这几个高明的医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