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于利益的地区分配不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规则制定领域处于缺位状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所积累的财富也大都流回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惠有限，同时承担了更多的代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资本的引导作用弱化消失了，政府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被架空，跨国资本取得了支配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前100名的经济实体中，多数是跨国企业而非国家，可谓是“富可敌国”。面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大量发展中国家缺乏摆脱困境的能力。
其次在于利益的群体分配不均。西方国家过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如今却成为阻碍力量，主要原因是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不力，经济和社会困境日益凸出，民众抵制情绪滋生。产业链的全球分布影响了发达国家的就业，移民增加了社会问题，加上技术革命对于低技能人群的冲击，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扩大化。对于发达国家内部的逆全球化而言，是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所做的抵抗。
再次在于新兴市场的崛起挑战了国际力量对比。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时机，借助全球化实现了全体新崛起。发达国家将国内的失业、移民等问题成因指向新兴市场国家，认为它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出于狭隘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挤压后发国家的发展空间。美国转向单边主义、欧洲政坛保守势力抬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在贸易、安全等国际事务中采取了保守战略，试图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撇清关系。这是近年来逆全球化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根本原因，致使逆全球化从民间情绪和第三世界行为演变为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作者为复旦博讲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