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需要避免什么、注意什么，这里讲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分业与综合。
所谓的分业，是王国维先生在《教育小言》里说到的。他认为，今天是一个分业的时代。以前，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的知识是包罗万象的；随着学问的进展，大家分得越来越细了，搞古典学的不懂时学，搞文学的不知道史学、哲学。但近现代以来，不少大师其实都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
王国维的上述判断，对分业其实没有任何贬义。他自己显然也是关注广泛、善于综合的大家。在1901年到1907年那个阶段，即所谓“独学时代”，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读书与研究上，而且不仅仅限于文学，还有古文字学、史学和考古等。
今天大家研究他的《人间词话》，都觉得这是一部杰出的词学理论批评著作，却很少有人讲到其中对德国哲学和美学的借鉴综合。事实上，在分业的时代，学人尤其要有综合的视野。
说起来，分业的观点是王国维提出的，但分业的时代早就开始了。《庄子》称“道术将为天下裂”，即意识到本来为学、论学是混沌的，后来却日渐走向精细。这种精细化产生的是诸子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不能用现在所说的法学、伦理学或文学等来分判，这些学问本身就是综合式的。
由此，我们要处理好这样一对关系。一方面，要做一个专门家，在分业的时代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另一方面，始终要有一个综合的视野，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单纯、不再有严格的逻辑边界，而是与周围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中国当下的问题更是如此。
有一位历史学家叫杨人楩，早年写过一本《高中外国史》，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当时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书名不叫《高中世界史》，这样的题目似乎更贴合他作为世界史专家的身份，也更有气势，立意更高。但他表示，之所以突出“外国史”而不是“世界史”，是因为在撰写此书时心里总有中国史在。他希望别人在理解世界史时，心里始终要有祖国。所以，他写《高中外国史》，是将世界和中国比量着来看的。
其实，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这样。研究东方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西方的视角；研究西方的时候，反过来也要有东方的思考。一个学者如果针对一个问题做得很专很深，却没有更广大的视野，那要达到高境界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他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们特别需要避免这种极端。
第二个关系，问道与问学。
今天，我们都走在问学的路上。学无止境，即使到60岁时，我们仍会有许多不懂的东西。当我们把知识边际扩大的时候，外延面的未知也就更多，纷纭交杂的问题向我们涌来，让我们总觉得追不上。所以，问学是一个终生的过程。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处理不完的，但当你想处理或必须处理时，你就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命令作支柱。这个支柱就是问道。
诸子百家中的《晏子春秋》里面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把它贴在儿子的书桌上，作为他的座右铭：“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原意是说：去问道的人会更正自己的选择，边上听说的人会改变他的神情。它还有更值得重视的衍生义，那就是追求道理的人会更加正大，懂得道理的人会更能包容。
由于《晏子春秋》没有明确是在哪个意义上用“正”与“容”，我们自然可以有如上的解说，并认为第二种解释相对第一种更有趣，也更有深意。
一个人问学的目的是什么？弄清楚每一个问题，是学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兴趣所在。那么，弄清楚这些问题是为了什么？这一点上必须指出，中国的一切学问都要从它的起因上说起。中国人问学的目的从来是为了问道，不仅从起因到动力是如此，而且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问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专注一隅而不及其余或者说不关心更广大问题的“书呆子”。
第三个关系，知道和知识。
这个世界，追求知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知道分子，一种是知识分子。知道分子认为，自己对研究的东西都能通晓，甚至无所不知。对这样的人，我们并无太好的评价，因为他仅仅是知道而已。知识分子则不同，他对所知道的东西不止于通晓，而且会解构、会批判，会向这个对象投去自己的光束，使之产生新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以做一个知道分子为满足，而应以做好一个知识分子为追求。
知道分子经常在书斋求知，把知识弄得很精细。这自然是好的，许多时候还很有必要。但是，知识分子还将启蒙的担当视为自己的天职。今天，我们不乐见好在社会上游走的人，因为其中确实有些人的发言超出了自己所知的边界，而且受到利益集团的诱惑。他们对一切公共问题都胡乱发言，所以大众很不满意。
但是，知识分子能没有公共性吗？古今中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孔子、孟子，哪一个不热衷于对社会问题发言？风声雨声，国事家事，哪一件不入脑入心？
所以，一个读书人既要能安居书斋求知，又要不忘“启蒙”。书斋求知需要尽量克服受黑格尔批判过的“利害之心”的指使，一定要告诫自己尽量摆脱这些东西。“启蒙”就是必须时刻不忘自己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自外于人，更不应傲慢，但他难道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吗？若他不是，总不见得网红流浪汉是。我当然不希望我出去的时候，许多人围着我，但如果都在追逐网红似的人物，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地方是不是生病了呢？
我以前常常给报纸写时评，对许多社会问题发言。这是在时间、精力允许情况下的“兼职”，虽没务专业，却绝对在务正业。在我看来，学到的知识一定要回馈社会、服务大众，要保证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能得到导正。
总之，钻就要钻得非常深透，全身心沉下去；超越时，又要超越到更高更广大的境界。古今中外成一流学问的人，应该说都同时拥有这两端。希望随着学术条件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本文根据《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