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时空穿越的四十年里，不仅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实践，也有广大学人们的思想贡献。十一位文科资深教授应邀分享他们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故事！
今天为下期，让我们一起聆听黄霖、朱立元、葛剑雄、葛兆光、陈思和、彭希哲六位文科资深教授谈了什么——
黄霖
努力总结与弘扬中华文论的优秀传统
为建设当今科学的文论体系服务
1978 年，我返回复旦，投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团队。开始是在王运熙、顾易生先生的领导下，参与编写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是本学科第一部国家教委指定的统编教材。我撰写了素被忽略的全部小说批评文字，首次将小说批评梳理成了 “史” ，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继而，我们完成了七卷本众所公认的 “集大成” 之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我独自承担了前人研究最为薄弱的《近代》卷，“首次完整地构筑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体系”。到20 世纪末，我们的研究从 “史” 向 “论” 转向，王运熙先生与我一起主编了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从认知、范畴、方法三个角度论证中国文论的特点与体系。接着我们将论与史统一起来考虑，向“研究史”的方向拓展，由我主编了《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七卷与《中国文学学史》五卷。接着，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建设成精品课程。近年来，我作为首席专家，主编了 “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从当前教学的实际出发，将中国文论史的编写，以及由此而使文论史的教学，来了一次转型，从传统注重于梳理人与书的历史，到着重总结中国文论的优秀精神，以便学生更加容易把握中国文论的民族传统。40 年来，我们的团队就是在不断开拓创新的道路上前进，努力总结与弘扬中华文论的优秀传统，为建设当今科学的文论体系服务。
朱立元
文艺学、美学两个学科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和辉煌成就
本人1978 年作为 “文革” 后首届文艺学硕士研究生进入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前后刚好40 年，亲眼目睹了我国改革开放迄今的整个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所从事的文艺学、美学两个学科的几代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敢于争鸣，勇于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和辉煌成就。
文艺学的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冲破旧有的禁区和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文学观念；引发了方法论的变革与更新，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学话语体系的拓展和创新；促进了一批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文学符号学和文学叙事学等） 的诞生。
美学同样取得了全方位的大发展：美学基础理论方面，80 年代学界普遍学习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原有的四大派中实践美学上升为主流派（以李泽厚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刘纲纪、蒋孔阳等观点有所不同的代表人物）；90 年代出现了长达10 余年的 “后实践美学” 挑战 “实践美学” 的争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出现了 “新实践美学” 与 “后实践美学” 的争论，“后” 与 “新” 中也各有若干代表性观点；通过学术争论，美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展开、百花齐放的新局面。美学史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西方美学史出现了１０ 余部有分量的著作，特别是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和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四卷本），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美学史（包括审美文化史、美学范畴史等） 不仅80 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20 余部专著，其中李泽厚、刘纲纪、叶朗等人的有关专著影响较大，而且实际上建构起了 “中国美学史” 这一门新学科。
本人是40 年来文艺学、美学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也做出了一些成绩。《理解与对话》（2000）、《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2016） 记录着新时期以来我研究文艺理论的主要轨迹；美学理论的代表作为《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1993）、《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2007）、《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2017）；美学史方面的个人著作有《黑格尔美学引论》（1986 初版，2013 新版）、《接受美学导论》（1989 初版2006 新版），主编有《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1999 初版，2013 新版）、《西方美学范畴史》（三卷本，2006）、《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上下，2014, 收入国家社科文库）等；主编影响较大的教材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1997 初版，2013第三版）、《美学》（2000 初版，2015第三版）、《西方美学史》（马工程重点教材，2015 初版、2018 新版）等。
葛剑雄
改革开放的先声使我有了超出梦想的起点
40 年前，我的梦想是上大学。改革开放的先声使我能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使我有了一个超出梦想的起点。
入学时，我的梦想是今后能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1981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83 年在职获博士学位，是全国文科首批；1991 年晋升教授，1996 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7 年任图书馆馆长；现在是资深教授；远过我当初梦想所及。
我刚当所长时， 年度经费8000 元，只能按人头与职称平分，差旅费都不够。不久实施211 工程，接着是985 计划，每年经费超过100 万元，到2007 年我卸任时累计经费已上千万。2000 年起，我们与哈佛大学等合作研制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主体部分已完成并陆续发布。国际学术界公认，这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哈佛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来访时告诉王生洪校长，他认为我们历史地理学科是复旦大学两个最有国际影响的学科之一。
1986 年，我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听到一位讲中国人口史的教授声称他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论据或结论。1991 年我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后被评为首届郭沫若中国史学奖三等奖。我与同人合作，于1997 年出版了《中国移民史》6 卷，于2004 年出版了《中国人口史》6 卷，分别被评为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奖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4 年前我在哈佛燕京学社作学术报告前，图书馆用小车推出我的几十本书要我签名，其中就有这三本。
1985 年我40 岁时第一次走出国门，如今已到过60 多个国家。1996 年考察了西藏阿里，2000 年参加了第17 次中国南极考察队，2003 年 “走进非洲” 8 国，2006 年 “重走玄奘路” 行经中亚、南亚5国，2011 年到达北极点，2015 年70 岁时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我将一本行纪命名为《四极日记》。尽管这一切都是我在四十年前不能想到，也不敢想到的，改革开放都使它们成了现实，我为什么不能有新的梦想呢？
葛兆光
我的学术之路和四十年改革开放同步
我是所谓 “七七级大学生”。我的学术之路和四十年改革开放同步，大致上也可以反映学界四十年间的变化。有人替我总结学术经历，分为三段：前十年研究传统中国宗教与文化，中间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2000 年之后，则关注 “中国” 与 “周边” 。
这个总结大体不错。
所谓 “前十年研究传统中国宗教与文化” ，指20 世纪80 年代我先后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这两本书在当时被看作是“打破僵化模式”的著作，成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代表作。当然，后来出版的《中国禅思想史———从 6 世纪到 9 世纪》及《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资料更加丰富、论述比较细致，评价也更为理性。当然，毕竟我出身古典文献专业，除了佛教与道教，我在文献与文学领域也有一些研究，与金开诚教授合著的《历代诗文集叙录》、《唐诗选注》和《汉字的魔方》，被称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分别侧重文献、选注和理论的“三书”。
所谓 “中间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这部《中国思想史》出版后，即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关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意义”、“哲学史还是思想史”、“知识史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本土立场与国际立场”的激烈争论。该书英文版A Intellectual History ofChina （两卷本） 则于2014 年和2018 年由Brill 出版社推出。中文本获得第一届 “长江读书奖”、第五届 “国家图书奖” 提名奖和第三届 “思勉原创奖”。英文本则获得Choice 杂志评为“杰出学术读物”（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Award）。
所谓 “2000 年之后关注‘中国’与‘周边’”，是指我2006 年以后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推动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课题，以及先后出版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以及《想象异域》等著作。这些论著对亚洲、中国、疆域、民族、认同等关系重大的话题，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述，再次引起国内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论。《何为中国》的日文版《中国再考》2014 年获得日本第26 届 “アジア·太平洋” 大赏，英文本What is China 则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的Belknap 出版部出版；《想象异域》则获得韩国2014 年度“PajuBook Award”唯一的著作奖，及 “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这一系列著作，超越了历史上的中国，涉及到整个东亚，它们在人文学界所引起的话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与延续。
陈思和
我们都在 “思想解放” 运动中获得人格教育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都已经白了头。
四十年前，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是第一届考上复旦大学，当时称作77 级，但真正入学时间已经是1978 年的春天，我们与78级同学的入学时间只差半年时间。
中文77 级给中国文学界提供了重大贡献，我的同学卢新华在校园里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在社会上曾经引起巨大轰动，直接引发了文学史上“伤痕文学”的创作思潮，有力配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战线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行。还有，同学周惟波等人发表了独幕话剧《女神在行动》，开创了现代戏剧的创作模式。这个戏虽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上演，但在校园文艺史上应该有它独特的地位，因为它开时代风气之先。
当时学校党委书记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夏征农，他率先在学报发表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章，直接引发了复旦大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77、78 级两届学生都是在 “思想解放” 运动中获得人格教育，迅速成熟起来的。以后，我们同学走上社会，在各项工作岗位上，大多数人都自觉实践了胸有大志，意气奋发，敢于 “粪土当年万户侯” 的人生理想。
我个人的道路微不足道。1982 年开始，留校任教、治学论道、兼带一点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四十年的人生脚步都走在复旦校园里。感谢复旦大学培养了我，感谢我的导师贾植芳教授言传身教，他是我的精神上的父亲。现在我还担任了学校图书馆的行政工作，希望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看到崭新的图书馆新馆耸立在复旦校园里，造福于一代代复旦的莘莘学子。
彭希哲
有幸见证了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参与了人口和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人口转变；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人口的健康状况不断提高、预期寿命稳定延长，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快车道；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和工业化地区，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城市化格局；中国婚姻家庭模式发展显著的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非传统类型的家庭类型大量涌现。
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化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受到我国政府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实行了35 年的以独生子女为主要特征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等人口发展趋势正在重构中国社会，对现在和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等形成持久的挑战。
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民生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发展战略的重点关注，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规划的主要议题，各项民生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众多新的挑战，需要根据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和人口态势不但改革。
人口变迁为人口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中国的人口学科从无到有，与人口相关的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研究也蓬勃发展。人口学家和社会政策研究者通过不懈的研究为学界贡献理论和数据，为政府提供资政建议，为社会大众释疑解惑，也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
到2019 年，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机构已经成立四十年了，我本人也在此工作37 年，有幸与一批学有所长、精心教学、严谨科研的学人共事，有幸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见证了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迁，参与了人口和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生逢盛世，还当努力工作，报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