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日，巴金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在家看电视节目（复旦大学学生演出的话剧《红岩》）。觉得有几场改编得不错。两个主角也还可以，并不比青岛市话剧团的差。”（《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巴金懂戏，也爱看话剧。这一时期，因工作繁忙，他不常去剧场，而是在家观看电视实况转播。此前几个月里，他在电视里先后观看了《雨花台下》《甘蔗田》《杜鹃山》《天京风雨》《最后一幕》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这些剧目，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专业院团演出，巴金在日记里都未予置评，唯有对复旦话剧团演出的《红岩》却给予肯定，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复旦版话剧《红岩》究竟有什么魅力？它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往事？
《红岩》一票难求
1962年12月9日，复旦中文系赵莱静、于成鲲改编的话剧《红岩》由复旦话剧团在学校登辉堂（今相辉堂）隆重推出。1963年1月18日起，《红岩》又在上海艺术剧场（即兰心大戏院）、邮电俱乐部公演，连演17场——巴金看的电视实况应该就是其中一场。《红岩》一炮打响，复旦话剧团红遍上海滩。
复旦话剧团前身，是诞生于1925年的复旦剧社。复旦剧社由中国话剧奠基人洪深先生领导，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享有盛誉。上世纪50年代起，复旦剧社名称一度消失（今已恢复原名），但复旦的话剧传统却从未中断。著名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就曾执导学生话剧队，排演过《阿Q正传》《屈原》和《求婚》等大戏。对于这位中文系同事，贾植芳先生印象深刻：“那次排演《阿Q正传》时，我们夫妇和刘大杰先生都应邀到场观看了排练，在习惯地称为‘登辉堂’的大礼堂内，演员们在台上，他和我们这几个客人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仿佛是一个观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学生们的一言一动，不时厉声地喊叫着‘不对了！’‘重来！’等等……”（贾植芳《纪念余上沅先生》）正是在这支话剧队基础上，复旦话剧团于1960年3月成立。
复旦版话剧《红岩》剧照：许云峰（左）与徐鹏飞交锋
复旦版《红岩》是话剧团成立后的巅峰之作，它在复旦一亮相，即引起轰动。那时，上海已进入寒冬，复旦校园里却热气腾腾。新闻系学生郭玲春在日记里写道：“校园、教室、走廊、饭厅，人们都在议论着。票子空前的紧张，据说，团委会在发票时派人在门口把守，以免发生意外，有的甚至为小小的一张纸片争得面红耳赤！”12月17日最后一场演出，陈望道校长出席观看并登台祝贺演出成功。卸景后，“后台挤满了好奇的观众，尤其是女生，她们在窃窃私语，指点着她们在台下所膜拜的这个那个‘英雄’。”（郭玲春《复旦记忆》）
回忆起当年情景，剧中女特务玛丽的扮演者、中文系学生廖光霞至今激动不已：“登辉堂里座无虚席，不少挤进来的复旦子弟都爬在窗台上看；记得中文系教授蒋孔阳、濮之珍夫妇坐在前排，看得津津有味……后来，他俩成了话剧团‘粉丝’，只要我们演戏，几乎每场必到！”演完这个戏，廖光霞走在复旦“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常见同学们用羡慕的眼光打量她，“到校医务室看病，医生、护士对我特别客气：‘哟！玛丽小姐来啦！’”
一个月后，复旦版《红岩》在全市公演，好评如潮。熊佛西、黄佐临、叶以群、冯少白和仝洛等著名戏剧家、文艺评论家都予以高度评价，仝洛先生热情洋溢地撰文写道：“剧终以后回家途中，虽是在严寒的深夜，但是心情激奋，浑身都觉得暖热……”（仝洛《光辉的红岩 激情的战斗——致复旦大学话剧团》）
大牌导演杨村彬学狗叫
复旦版《红岩》的成功，与话剧团一开始就聘请“外援”导演有关。最先到来的“外援”，是话剧团舞美设计、中文系学生汪政伯的父亲穆尼先生。
穆尼是戏剧行家，新中国成立前曾写过剧本、办过剧社，也导演过地方戏，时任上海培进中学语文老师。一位学生记得，“他五十多岁，瘦瘦的，个不高，一口上海普通话。”“为人谦和、谨慎，比较低调……请他来排戏正值困难时期，也不会有什么报酬，每天下班赶来排戏，十分辛苦，有时排晚了，他因为饿了，只得悄悄掏出块饼干充饥。”（朱以中《忆穆尼老师》）作为导演，穆尼熟悉国统区生活细节，懂得角色造型和动作分寸，许多场景被他处理得细腻感人。
第二位“外援”，是上海人艺杨村彬先生，他是校党委书记杨西光通过黄佐临院长专门聘请的大牌导演。杨村彬是著名戏剧家，他早年创作的历史剧《清宫外史》，是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巧的是，杨村彬也是一位学生家长——他的女儿杨乡是中文系学生。前一阵子，我问杨乡：“记得父亲是怎样指导《红岩》的吗？”杨乡谦和地笑笑：“只记得我家住在市中心，离江湾复旦很远，那时也没专车接送，父亲都是乘公交车往返，有时排戏回家，已经很晚了……”
杨村彬一来，就大刀阔斧，将《红岩》原来十一幕戏减为八幕，删去了枝蔓情节，突出共产党员许云峰与特务头子徐鹏飞的正面交锋。“杨先生强调，全剧主题应该是‘雾重庆’迎接光明。”说起杨村彬，编剧之一、曾任话剧团党支部书记的于成鲲充满崇敬之情，“经他一改动，本来三个半小时的戏，缩减为两个多小时，剧情更紧凑，正反角色的对手戏更加精彩！”
复旦版话剧《红岩》演出说明书
杨村彬爱戏如命，对细节一丝不苟。《红岩》每次开演前，他都会到后台检查，演员妆容、道具、灯光、设备……他都不放过，“连演员鞋带是否系紧，他也要亲自过问。”不过，话剧团成员毕竟是学生，免不了会出纰漏。剧中特务郑克昌的扮演者、中文系学生陈四益回忆，有一次，“第一幕大幕拉开，是沙坪坝书店，村彬先生要求有几声狗叫以烘托气氛。不料录音机出了故障，村彬先生在后台连连轻呼‘狗叫，狗叫’，管效果的手忙脚乱就是放不出来。时间稍纵即逝，急切间，村彬先生只好在后台学起了狗叫：‘汪汪！汪汪！’于是，也有人在后台呼应：‘汪汪’！‘汪汪’！”
大牌导演学狗叫救场，让陈四益感慨万千：“黑暗中的这几声，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今天的‘大腕儿’们还有没有人肯无偿地为一个学生业余剧团这样尽心尽力，更不敢想象在开演前还要为报酬讨价还价的今日明星，会这样为一个业余剧团救场。”（陈四益《追念那情谊——上海人艺和复旦剧团》）
向苏步青先生借呢大衣
《红岩》场面大、布景复杂，对于业余剧团来说，排演难度不小。话剧团成员常常又当演员又做剧务，有时还要兼任舞美工作人员。因1947年建造的登辉堂舞台仅为演讲设计，台口浅、顶棚低，不能换景，话剧团只好自己动手改造。一天，正在敲打登辉堂顶棚的于成鲲接到通知：苏步青副校长让他去一次。于成鲲心想：糟了！这次改造舞台，未经报批，可能要挨批评了。他惴惴不安地来到苏步青办公室，检讨错误。没想到，苏步青问明情况后，不仅没批评他，还请来校木工厂师傅，帮助话剧团一起改造舞台。同时，还特批给剧组3000元经费。
“那时，3000元可是一笔巨款啊！”于成鲲感慨道，“记得苏先生说过：‘这钱，以后要用《红岩》的票房来还啊！’我们都牢记他的叮嘱，排戏时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分钱。后来《红岩》演出不仅没亏损，还有盈余……”对此，话剧团成员很自豪：登辉堂新的丝绒幕布和天幕，是大家凑齐布票购买自制的；舞台聚光灯由电光源专业师生亲手设计制作，据说达到了专业标准；角色服装则直接向师生借用，如剧中地下党市委书记李敬原身上的呢大衣，就借自苏步青先生；舞台布景也由话剧团自己绘制。一位舞美设计学生感叹，最麻烦的是制作大树——先由木工师傅做好躯干枝丫，再由学生将画好的一片片绿叶缝缀在舞台吊网上，“天哪，一棵树有多少绿叶？搬上舞台的大树，少说也得成百上千片绿叶才能显出遮天蔽日的效果吧？”（邢维《遥远的记忆》）
复旦话剧团女生
至于非现成的服装、道具，话剧团只能求助于上海人艺。廖光霞说，女特务玛丽的服饰，除了军绿色衬衣是向一位同学借的外，船形帽、美式军装、高跟鞋和腰间手枪等，都来自人艺服饰仓库。“玛丽的长波浪发型，也是人艺化妆老师塑造的。我那时才19岁，从来没烫过发。当年理发店烫发费用高，排队等候起码要三四个小时……人艺老师把我带到一家定点理发店，不用排队，也没花钱，很快就完成了造型。”
复旦话剧团的男生（左一为董力生）
不过，特务头子徐鹏飞身上穿的国民党军官服，却难倒了话剧团。当时，上海人艺因另有演出，无法出借，话剧团只好自己定制。按照剧情，徐鹏飞是国民党保密局处长，应穿一身笔挺的呢制军装，但当年毛呢面料价格昂贵，且不易买到。有人建议，不妨用便宜的麻袋布代替试试。于成鲲想起，复旦食堂里有装大米的麻袋，“我就去食堂，问食堂师傅要了几只大麻袋，拆成布料，染成军绿色，再送到裁缝店订制……”军装做好后，熨烫整齐，穿在扮演徐鹏飞的历史系学生董力生身上，非常合身、挺刮。在舞台上，徐鹏飞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观众哪里会想到，他身上的军装，竟源于食堂里的麻袋！
最出彩的是“许云峰”和“徐鹏飞”
复旦话剧团正式成员约有三十多人，外围人员达到九十多位。我从一份《红岩》演出说明书中发现，剧组演员来自中文、历史、新闻、生物、物理等十多个系，绝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也有个别青年教师加盟（如外文系的董亚芬老师就曾客串扮演过江姐）。这些演员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不少人演技纯熟，有的接近专业水平。
在《红岩》全剧中，最出彩的角色无疑是许云峰和徐鹏飞。这两个人物，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他们的对手戏金石碰撞，火花四溅，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许云峰的扮演者、生物系学生秦扶一，是被巴金肯定的主角之一。他曾到上海戏剧学院学过练声，懂得用共鸣把声音传遍全场。起初，秦扶一对演好许云峰并没有把握，杨西光书记特地把他请到家里，热情开导，终于使他鼓起勇气，接受了挑战。为了把握许云峰在不同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他编写角色自传，做足功课，经过反复琢磨、排练，最终塑造的许云峰形象充满激情、光彩夺目。在全剧结尾，许云峰站在岩石上，指着徐鹏飞，义正词严地说道：“历史已经判处你们的死刑！”这句话铿锵有力，荡气回肠……每演到此，剧场里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扮演徐鹏飞的董力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武先生的研究生，极具演剧天赋。早在大四学期，他就与历史系同班同学朱维铮先生一起，合演过独幕话剧《星期六的晚上》，该剧在全市群众文艺汇演中荣获一等奖。在《红岩》中，董力生把徐鹏飞这个残酷阴险又诡计多端的反面人物演得惟妙惟肖。戏剧评论家仝洛先生非常认可他设计的人物动作：“在转身时双脚一并，臀部一扭，迅速一转，接着大步跨去。这很符合人物性格。”（仝洛《光辉的红岩 激情的战斗》）董力生的演技，在话剧团有口皆碑：“小董的聪明尽人皆知。他演什么，像什么，是很有才华的性格演员。”（于成鲲、秦扶一《难以消失的记忆》）非常可惜的是，后来在“文革”中，他受家庭出身问题刺激，突然崩溃，精神失常。
1978年我考进复旦后，《红岩》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我对它曾经的辉煌茫然不知。那时，我常去历史系阅览室看书，图书管理员是一位面容清癯、身型瘦削的中年人，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神色阴郁而迷离，时常望着窗外，自言自语；有时，他会突然站起，拿起报纸高声朗读——那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声音，在静谧的阅览室里显得特别乖张、诡异……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知道吗？他，曾经在话剧《红岩》中扮演过徐鹏飞！”
不久前，我在于成鲲先生家里，与几位白发苍苍的原复旦话剧团成员面对面，听他们回首往事。谈起复旦版话剧《红岩》，他们思绪万千、神采飞扬，仿佛回到了青春时光。
（本版照片由于成鲲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