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系列讲座“历史图像学”方法论的第二讲举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发表题为《“图史互证”的问题与方法》的讲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主持讲座。
讲座中，李公明介绍了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的主要内容，即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他认为，对于这种“历史图像”的使用并不能帮助人们直接进入当时的社会世界，却可以让人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他进而提醒，在解读这些图像时，需要注意其背后的两种潜在趋向，一是理想化，二是针砭时弊。因此，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其“背景”中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需要放在文化、政治、物质等一系列多元的背景下考察。倘若这些图像是成系列的，那么将会比单一图像更好，因为系列图像所提供的证词总会比单个图像提供的证词更为可信。他还提醒到，图像证史并非优于他者的存在，无论图像证史还是用文本证史，历史学家都需要解读字里行间的内容，注意到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
对于伯克的说法，李公明引入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进行解读。斯金纳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将文本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来进行解读，试图以此找到作者写作时的意图。而在追寻作者意图的过程中，“语境”（context）的意义也应该为阐释者所了解。他提出，当人们将“图像”视作“文本”时，大家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图像、这图像为什么会呈现特定样态、为什么它要回应特定的问题、为什么会使用特定的语词等等，进而研究这一图像文本的产生语境。因此研究思想语境与历史脉络中的图像是图史互证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对上文讨论中，李公明还提到了伯克认为在进行历史图像时需要注意的两种趋向，即“既要值得图像中的讽刺、暗示，也要注意可能具有的理想化成分”。他认为，这是社会史研究与图像的“真实与理想”问题。通过结合对勒南兄弟的《农民的晚餐》及其更多画作，以及部分中国农民画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分析，李公明提示，在审视历史图像的过程中，必须警惕其背后所附着和潜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正如伯克所说：“我们看到的画像是一种被画出来的观念，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和视觉意义的’社会景观’——更准确说是’时代景观’”。
因此回到本次讲座最初的问题，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李公明引用伯克的话来为本次讲座作结：“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些可能存在的陷阱”。
讲座结束后，李公明还与在场听众进行了深入的问答互动。对于有志于进行“图像证史”研究的同学，他建议可从实例出发去思考图像证史“方法论”的问题，对于某些图像史料稀缺的特定时期，在运用图像史料的过程中要注意考证其来源。同时，对于图像的阐释空间究竟有多大？在图像的解读文字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边界在哪里？这都是很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