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海之滨至珠峰北麓，日落渐晚，天际渐高。3000余公里西行，一路是千山万水。数年来，一批又一批复旦医生志愿走过这段远途。他们离家，只为让雪域高原的藏地亲人不必因疾患而远行。
如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已获评三甲。它的跃升，写就了这段不解“藏缘”的新章：18名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与其他上海援藏医生的共同努力，漫漫5年的接续付出……凭着着手成春的精湛医术和无私奉献的辛勤汗水，复旦人家国天下的理想情怀，已在世界屋脊落地开花。
从医生到医院，复旦压茬推进医疗援藏
2017年7月8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主治医师张源告别妻子和4岁的儿子，与上海市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伍的其他26位医生一起，从上海出发，辗转成都，来到美丽的日喀则，开始为期一年的医疗援藏工作。“一直以来我就有支边的想法，想到祖国最偏远的地方作些贡献。作为一名父亲，我也想给儿子做出一个榜样。”
与他同行的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李庆忠，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两年前，他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定下了三年组团援藏的工作计划：第一年发展鼻-颅底外科，第二年发展咽喉及头颈外科，第三年发展耳显微外科。计划的提出者正是上海市第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研究院副院长余洪猛，李庆忠接过的是“第三棒”。
初到高原，克服高原反应是要跨过的第一道坎。不能像内地一样快步走路，连爬楼梯也成为一件异常艰难的事。进藏的头几周里，氧气瓶成为生活必需品。
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惧吃苦。
张源所在的超声科，一共只有6位医生，每天的超声检查240余例。作为科室主任，他迅速投入工作，除了进行日常的临床诊断，还着手加强科室管理、人员培训等工作；李庆忠在到院的第二天就开展了医院第一台耳显微外科手术——鼓室成形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管技师陆子贇为了尽快熟悉工作，多次与上一批“组团式”援藏同事沟通业务，制定工作计划；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ICU主治医师张忠伟则放弃了入藏后第一周的休息期，到医院实地查看科室，与同事交流，制定持续质量改进项目的路线图……
在上海市对口援助日喀则医疗的任务中，复旦大学牵头六家附属医院以己所长、压茬推进，为当地乃至整个西藏地区的医疗水平提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2015年上海市启动“组团式”医疗援藏之前，时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副书记的沈辉已在日喀则度过了两年的援藏时光。2013年6月，沈辉作为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中唯一的复旦代表，前往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副院长。他发现，在高寒的日喀则，胃肠疾病发病率相当高。“当地人如果要做胃肠镜，基本上得去拉萨，甚至成都。”临行前，沈辉与中山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原主任姚礼庆做了一个约定。“姚教授说，一定要‘把红旗插到日喀则’。”有了这个承诺，沈辉到了西藏后就着手准备。
2017年7月，上海(日喀则)临床医学诊疗中心揭牌，上海8家三甲医院分别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签约共建，通过“以院包科”的方式，全力打造下属8个诊疗中心。其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分别承担了消化内镜中心和脑科中心的建设。目前，消化内镜中心已为当地培养了两位独当一面的内镜专科医生，脑科中心也在动脉瘤等大中病诊疗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在6月10日举行的复旦-日喀则医学高峰论坛上，两大中心正式挂牌，一起挂牌的还有眼耳鼻喉科医联体、儿科远程医疗医联体、肿瘤病理分中心、肿瘤病理诊断医联体及周平红教授-大国工匠工作室。这些机构将依托复旦各附属医院相关国家级临床重点学科和基地，进一步助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相关学科的发展，支持医院继成为三甲医院之后实现新的腾飞。
从“供氧”到“制氧”，复旦深度智援人才科研
2014年3月，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王豆和索朗曲珍首次前往上海，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进修。身处国内顶尖的内镜中心，她们感受到了与西藏差异巨大的“复旦节奏”“：”中山医院内镜诊疗数每年超过10万，接待量很大，每天早上7点半就人满为患。”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机会，王豆和索朗曲珍每天提早半个小时就到科室，认真地学习仪器操作。
王豆还记得，姚礼庆为她们这两位西藏医生特别开设了“学习小灶”，手把手教她们怎么做内镜。“有一次一个肠镜我做了好长时间，实在做不进去了，我就问姚主任能不能帮我接个手。”令王豆没想到的是，一向和蔼的姚礼庆严肃回绝。“他对我说，你要是回了西藏，谁为你接手？”
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下，王豆和索曲朗珍连续创造了当地医疗史上内镜诊疗的多个“第一”：2014年7月，索朗曲珍顺利为一位慢性腹泻的病人做了结肠镜检查，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引起腹泻的病灶，做了病理活检；8月，王豆完成一例内镜下结肠息肉摘除手术。
然而，消化内镜中心只有两位会做检查的医生远远不够。搬迁新院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每月完成逾200人次的诊疗，比在老院增加了一倍多。第三批上海市“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治医师任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希望每半年能送一个消化内科的年轻医生到我们内镜中心，这样两三年后，科里的五六个年轻人就都能像王豆她们一样独当一面了。”他的愿望得到了中山医院领导和内镜中心主任、“大国工匠”周平红的大力支持，“只要是日喀则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来的医生，开设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中山医院和任重的热情，也感染了一开始犯怵的年轻藏族医生次旺拉姆。今年6月，次旺拉姆启程前往上海，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进修学习。
医疗援藏，关键在人才培养。在援助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过程中，复旦大学充分推进由“输血供氧”向“造血制氧”的转变，努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复旦-日喀则医学高峰论坛间隙，余洪猛再次回到熟悉的眼耳鼻喉科，又查了一次病房，看了一回门诊，做了一个门诊手术，还和数十位复旦医生一起进行了一场义诊，两个小时里，一边吸着氧，一边看了45个病人。
“余老师来的这一年，开展了十多项鼻科新医技手术，如今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余洪猛援藏期间带了三名徒弟，眼耳鼻喉科副主任格桑是其中之一。“余老师技术高、医德好，对我们影响很大。”格桑如今主攻鼻科，言谈中难掩对“师傅”的感激，余洪猛一进办公室就给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还备上了余洪猛做手术前必喝的西藏甜茶。
李庆忠也是格桑的“师傅”，不过比起格桑，科里主攻耳科的汉族医生蔡国遇进步最大。从无到有的三十多例耳科手术，蔡国遇一开始在边上看，后来慢慢上手，李庆忠部分接手，现在他已经能独立操作。
“我来的第一天就对同事们说，我不是来帮你们做手术，而是教你们怎么做手术，最终目标是有一天你们不再需要我们，能够独立开展工作。”接过上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吴惺的“接力棒”，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虞剑在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期间延续脑科中心的建设，倾心倾力地将先进技术和医疗理念于工作点滴中传递。
每周1-2次的教学查房是集中进行临床培训的重要时机，虞剑就重点病人的情况向医生们提问：“如果他们回答不出来，我就请他们去翻资料，翻完资料以后大家再讨论。”他还带领当地医生尝试了“从未想过敢动刀”的手术，如显微镜下动脉瘤夹闭术、显微镜下脑内血肿清除术及颅眶沟通肿瘤切除术。此外，他还通过每月疑难病历的讨论、与华山医院进行远程会诊等形式，开阔医生们的诊疗思路，提升临床实操水平。
一家医院的技术实力不仅体现在临床诊疗，还倚靠科研力量的突破。“在整个医学研究领域，西藏的数据都比较匮乏。而事实上，高原医疗数据是这里宝贵的资源，如果充分发挥其研究价值，将为西藏当地、乃至整个国家带来巨大财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主治医师、院团委书记龙子雯在三年援藏期间担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兼医务处主任，他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总计只发表了60多篇中文刊物文章，而自2015年以来，全院已发表文章70多篇，其中包括30多篇核心期刊文章，“有了前两批‘组团式’援藏专家打下的扎实基础，现在全院的研究氛围被调动起来，每名援藏队员都带领开展1-2个课题。”
据统计，复旦的“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已在日喀则当地累计带教当地骨干医师72人次，引入新技术105项，其中填补自治区空白15项，指导当地立项1个自治区重点课题和10个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骄人的数据背后，是对当地医疗事业发展的殷殷期盼。“一方面，我们的课题希望立足本地，从高原地区的常见病、高发病入手，为当地提供实实在在的医疗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训练，希望能够培养年轻医生的科研思路，拓展他们的职业能力，从而在临床治疗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龙子雯说。
从“前台”到“后台”，复旦助力新院辅助科室建设
一个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水平还体现在诊断、评估、检验和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在第三批“组团式”援藏期间，复旦医务人着力建设医院在疾病检验、诊断、信息化建设方面的“软实力”，让这些“后台”力量日益强大，为临床治疗提供更精准的判断和更便捷的服务。
2017年11月，乔迁新址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成功通过了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定专家组现场评审。回想起迎接三甲“大考“，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网络中心鞠睿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发着高烧，但是全院300台电脑的病毒补丁还没安装完成。”忍着剧烈的头痛，鞠睿和上海派来的创三甲冲刺团同事们快马加鞭，一台一台安装，反复测试，确保各套系统万无一失。
超声和内镜好似医生的“第三只眼”，帮助医生发现身体里隐秘的“现象”，为手术及治疗方案提供有力支持。从去年10月新院搬迁伊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主治医师张源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治医师任重就投入到各自科室的独立建设工作中。大到验收新医疗仪器、完善就诊流程，小到设计科室的空间布局，保障医生的工作环境和病人的就诊体验，用张源自己的话，是“天天泡在新医院，照顾方方面面”。
从无到有的科室建设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张源和任重时刻保持着与上海同事们的交流，汲取管理经验，详细编写了几十份科室制度文件，涉及人员职责管理、日常工作规范、应急预案处置等。他还为科室立下了三个“FLAG”，第一建立超声工作的基本规范，第二在这里能开展上海三甲医院的常规超声操作，第三逐渐引入一些儿科专科性超声技术。
与此类似，陆子贇在担任日喀则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期间，也竭尽全力将上海检验技术的精髓留在日喀则。以往，每个检验样本需要医生手工贴上标签，写下信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在他的推动下，检验科建立了信息化系统，100份的血常规检验耗时从原先的5-6小时减少到1-1.5小时，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又保证了安全准确。作为科室里对LIS(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系统唯一有直观认识和了解的医生，陆子贇还与信息中心的复旦同事鞠睿对接，顺利完成新院的电脑联机工作。
如今，在占地面积180亩、宽敞明亮的日喀则人民医院，张源正在为超声科如何更好引进超声介入、儿科诊疗等先进技术和理念而奔走推动，陆子贇正在积极联络医院，要送几名藏族检验科的同事去上海本地医院学习PCR技术，鞠睿和他科室内的3名同事也在不断完善着信息系统：“可以说，现在大家的工作状态都实现了‘上海速度’，紧凑、协同、高效。”全新的排队叫号系统上线后，患者们无需再拥挤于就诊室门口翘首以待，挂号和收费窗口也从原先的一个扩展至五个，大大提高了病人的就诊体验。目前，日喀则人民医院是西藏自治区单体投资最大、硬件设施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设置病床700张。令人瞩目的是，它还是目前西藏西部唯一一家三甲医院，辐射日喀则市全境75万人口及周边的阿里、那曲地区。在海拔4000米的藏区雪域高原，从此又绽放出一朵璀璨夺目的“医学格桑花“。
从上海到高原：复旦人争做雪域“安吉拉“
2014年，尚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的龙子雯聆听了一场印象格外深刻的讲座：“钟扬老师所讲的‘世界屋脊下的复旦人’讲座，让我非常震撼。当时我觉得钟老师对西藏太入迷了，他的确是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亲身踏上西藏高原，龙子雯也渐渐开始理解钟扬的“痴情”。这片神秘而神奇的雪域天堂不仅有湛蓝清澈的天空、连绵壮美的山峰，还有着热情淳朴的藏区百姓。平日里，藏民们看到走在街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微笑着主动喊出“安吉拉”，即藏语“医生”的意思。“说来也巧，这和英语里的天使(Angel)是类似的发音。”当地百姓们对“白衣天使”们的这份敬意，让复旦援藏队员们备受鼓舞。
沈辉回忆自己刚到西藏时，就听人谈起了“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这种老西藏精神感召着所有进藏的复旦医生。“我们要把困难当成挑战，把孤寂当成奉献。”也是在这里，李庆忠和陆子贇郑重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立志在雪域高原上充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今，“老西藏精神”与复旦大学“服务、牺牲、团结”的血脉在一批批复旦援藏医务人中传承。队员们身体力行，纵使面临各种困难挑战，也绝不怠慢一个患者。“把‘正谊明道’的医学精神，为人群服务的人文情怀，精湛高超的医疗技术，大医精诚的责任担当带到日喀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年如一日的医疗援助，正如洁白哈达千丝万缕的银丝一般，将复旦援藏医务人与当地患者、医生紧密相连。龙子雯还记得，医院曾治愈了神经外科的一位藏族患者，患者虽然不会说汉语，却紧紧握住医生的手不肯松开，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对当地的医生王豆而言，任重既是她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又是她亲如兄长的“大哥”：“在工作上，他从不放松，争分夺秒地想为我们和病人多做一点事。不过只要他一说起80多岁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我就知道他想家了。”
再过一个多月，美丽的格桑花将在广袤的高原次第盛开，龙子雯将送走第三批“组团式“援藏的复旦兄弟，在日喀则等候新一批队员们的到来。精准援助，深度帮扶，破解“援藏医生在就是内地水平，援藏医生走就又回到本地水平”的医疗局面，需要一代又一代复旦人的共同努力。没有边疆人民的幸福健康，就没有神州大地的全面小康，复旦人将在医疗援藏的接力赛道上，凝心聚力、逐梦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