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晚，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十六期“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开讲。讲座邀请复旦大学荣誉学者、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国际著名政治学家、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斯坦福行为主义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政治学国际大奖Johan Skytte
Prize（2009年）获得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作了题为“霸权之后：制度化合作与世界政治权力转移”的报告。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讲座。复旦大学荣誉学者、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南那尔·基欧汉 （Nannerl O. Keohane），复旦大学杰出学者、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高研院驻院访问学者权惠珍（Kwon Hyejin），高研院副院长、当代中心副主任孙国东副教授，高研院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高研院讲师、专职研究人员王中原博士等出席。
郭苏建在讲话中欢迎罗伯特·基欧汉的来访，介绍了他的学术履历、贡献和国际地位，并向他颁发了“复旦荣誉学者”聘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伯特·基欧汉曾多次光临中国，本次演讲是他第一次在复旦大学发表公开演讲。罗伯特·基欧汉从什么是霸权以及为何其不会重现（What is
hegemony and why will it not recur）、长远视阈下非霸权世界从纷争到合作（From discord
to cooperation in a non-hegemonic world: a long-term perspective）、崛起国家的长远准则（Long-term maxims for rising powers）和对当前中国政策的影响（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policy now）四个方面展开报告。
在什么是霸权以及为何其不会重现方面，罗伯特·基欧汉对霸权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单一国家具备为世界特定领域制定和实施最重要的规则的能力。他梳理了近代以来掌握全球霸权国家及其时段，包括1815年至1871年的大英帝国，以及1947年至1961年、1991年至2003年或2008年的美利坚合众国。他枚举了1961年至1991年间的美国作为区域性霸权的例子，提出传统中华帝国的霸权体现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他表示，当前，美国在中东、南中国海或东南亚和非洲的规则制定缺乏影响力，并由此判断美国已经不再具备全球霸权。对于霸权为何不会再次出现，他认为，历史上，霸权总是伴随战争而产生，因而当前的系统性、持续性的和平状态不可能产生新的霸权；取代霸权的尝试将导致持续的竞争，而不是产生新的霸权。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在“霸权之后”建立合作。
在长远视阈下非霸权世界从纷争到合作方面，罗伯特·基欧汉援引了自己在1984年对“纷争”（discord）这一概念所作的理解，即一种政府间彼此认定对方政策是自身目标的阻碍，并相互要求对方为这种阻碍负责的情境。而“冲突”和“合作”的实质则分别在于“施加故意的伤害”和“相互的调适”。在对上述三个概念做出界分后，他针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指出，中美双方的相互竞争必然导致纷争，而彼此合作并不要求和谐，而只是在互利基础上相互政策的调适。纷争在国际关系中是“常态”， “和谐”则不可能达到，只有在纷争中产生合作。基于此，他提出猜想，不谋求霸权的崛起国家是否会令纷争最终演变为合作而非冲突？
为了论证该命题，罗伯特·基欧汉梳理了大国间合作发生所需的三个条件，即合理的需求、追求互惠的意图，以及监测和产生信誉的多边制度。他分别对这三项条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从正反两个角度展开论述，试图说明达成这三项条件的不易。例如，国际法体系下的合理需求往往因垄断控制权而无法达致；技术上的“军备竞赛”可能非意图地产生，从而使得国家难以令人可信地表明它不追求竞争中的优越地位；多边机构需要有能力监控所有国家的行为且不向相互竞争的国家透露专有或机密信息，而这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为此，他认为，大国往往面临丧失合作可能的三种诱惑，即表达不合理的需求、避免互惠和对双边主义的偏好。罗伯特·基欧汉教授认为，当前中美双方均面临这些诱惑，而这些诱惑会导致导致冲突而不是合作。
在崛起国家的长远准则方面，罗伯特·基欧汉梳理了崛起国家在四个方面可能具备的核心特征，即谋求稳定的克制（Pursue steady moderation: time is on your side）、维持基本的全球规则（Maintain essential global rules: they will help you）、有选择性地保留制度（
Selectively retain institutions）和变革和创新产生共同利益的制度Reform and innovate
institutions that generate collective benefits）。
罗伯特·基欧汉表示，谋求稳定的克制强调国家应基于其长期的可持续利益，同时保持稳定的进程和合理的需求，避免群情激昂的民族主义，以达到为国内公众提供坚定且稳定政策的目的。尽管维持基本的全球规则中某些既定规则不完全符合崛起国家的利益，但这种稳定结构无疑有助于那些试图寻求全球秩序的国家力量，例如国际海洋法、WTO贸易和投资法以及保护国际人权等相关规范。有选择性地保留制度是源于在霸权阶段某些结构形成了持续性的效益，因而霸权挑战者可能会因从这些结构中获益而成为其的坚定捍卫者，例如制度化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打击恐怖主义共同行动等结构。霸权挑战者的基本思路是，倘若当前的制度不能提供集体性福利或公平地分配权力和利益，那么就需要对此进行改革或创立新的机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由变革和创新产生共同利益的制度可能同旧有制度相互替代也可能是互为补充的，比如中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就属此类。
在对当前中国政策的影响方面，罗伯特·基欧汉基于上述分析，就当前情况提出有关中国政策的两项途径，即从主观视角来看，需要谋求中美间双边合作的限制雄心、分清根本利益与次要利益、建立可信的机构以及保持冷静和耐心等四项原则；从客观角度看，中国的战略目标应为与愿意合作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同时保持对美国重新进入世界（toward re-ent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开放态度。
关于对雄心的限制，罗伯特·基欧汉解释道，美国、中国和世界的积极前景取决于彼此双方都不想保留或取得支配地位；反之，双方坚决维持或取得支配地位的企图将最终导致冲突乃至于战争。为此，双方首先需要提出合理的要求，避免那些不合理的垄断性诉求。其次，双方需要明确哪里利益是根本利益，哪些是次级利益，以免过度扩展其核心利益，同时也能够确保在核心利益受损时的坚决捍卫，并在次级利益上适当进行妥协。第三，双方应当建立公正的多边和双边机构，并积极提供相应的资源和范围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能力，以成功维系和提升其信誉度。最后，双方需要保持必要冷静和耐心，这要求中美双方抵制那种直接双边下的高调谈判的诱惑，并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审慎使用威胁以免难以收场。他提出，最好采用如凭借制度建设等间接方式来建立可信的制度，这成功谈判的先决条件。此外，选择在能够共同获益的领域共同行动可能也是一项不错的思路。他坦言，中美双方均在此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如美国在当前向中国提出放弃其世界贸易权利的要求，就如同19世纪时的“不平等条约”那样会令中国的主权受到屈辱。
罗伯特·基欧汉建议，中国应当同其亚洲近邻保持更为密切的经济、政治合作，例如同韩国、日本的相互调适，并尽量避免在南海问题上激发民族主义。中国应当同欧洲民主国家建立联系，遵循WTO规则的精神，提供对其有利的贸易和投资交易，最终达成以牺牲短期优势来取得相互信任的目的，不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中国应当尝试在一些公共问题上加强合作，如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以防止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威胁；促进使全球经济的弹性，限制短视下的贪婪，以规避金融危机的重复发生；以多边方式处理诸如核不扩散和网络冲突等领域的工作；对气候变化政策和体制的长远审视等。
罗伯特·基欧汉从设立新的多边机构的角度，以亚投行（AIIB）为模型，提出应当就此建立一支多国工作人员和专业官僚队伍，保持世界各国国家在加入后的独立性，并也应学习和遵循世界银行的成熟经验和做法。他具体以气候变化问题为案例，指出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问题时应当凭借“气候财政制度（climate finance institutions）”来达成监管和确保相应规定的实施。从中点明中国在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从一个规则接受者或规则抵制者转变为一个合法规则的创制者，促进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建立新的、更可行的相应制度。
关于立足“霸权之后”的制度性合作，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尽管依然存在诸多困难，但这种合作还是可能出现的，因为其会从纷争演化而来。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崛起国家而言，其能够选择合作伙伴，并借由合作需要来实现相互利益调适，由此形成促进合作的良性循环。此外有效的合作需要可信的制度。其中的一些制度将从霸权时期修正而来，而其他一些制度则需要重新被创建。此外，他还展望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会起到带头作用的前景，并声称美国将最终回归其多边主义的道路。
在问答环节中，罗伯特·基欧汉就师生们提出的中美关系、美国国内问题、欧盟问题、东亚安全、朝韩半岛局势等诸多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