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这是钟扬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也成了他传递种子精神的生命写照。
16载援藏、采集4000万颗种子为人类播下希望
2001年，复旦大学承担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钟扬立刻去报了名。“去西藏，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因为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世界的第三极，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他希望把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下来，为世界留下更多宝贵的标本，那将是人类留给未来的礼物。
要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首先得收集种子，盘点清楚“家底”。这事听上去简单，可真的做起来就艰难了——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而且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不能够少于50公里。仅是野外考察，要收集一个样本就要在高原上至少走50公里路，而且种子还是要人去挖寻的。面对如此艰巨的工作，钟扬却说：“要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大，植物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而且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
过去的16年中，钟扬每年都有150天以上的时间在西藏。他和他的学生跋山涉水数万公里，盘点青藏高原植物资源，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研究有帮助，他都会去。他和他的学生花费3年时间，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3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他和学生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峰，寻找到植物模式生物拟南芥的全新高原生态型。2015年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后，他还躺在ICU病床上，第一时间口述写下了一封想要寄给党组织的信，提出要保护西藏生态安全、组建专门从事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主力军。
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曾经令人震撼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40％的种子都是钟扬提供的。在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中，钟扬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这些种子很多被存放在冰库里，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钟扬说：“这个种子实际上是应对全球的变化的。你猜测一下，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种子还在就好。
5名博士生、1个一流学科为教育播下希望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西藏大学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西藏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为生态学。听到这个消息，钟扬非常激动，连说了三个“太好了”！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刚到西藏大学后钟扬便发现，学校的科研和队伍建设都很薄弱，但是他坚信“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的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钟扬对藏族学生不考察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喜欢做植物学研究才会招。他认为，在西藏受过正规教育的学生，只要你给他们一段时间，肯定能有好的表现。就这样，他带出了藏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也带出了哈萨克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在钟扬眼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达不到的，“因为在当地考察，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对当地生物分布的熟悉程度，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比外来的学生要强得多。只要给他们适当的学术训练，他们做出成果来是必然的。”
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2008年，在钟扬的指导下，扎西次仁从复旦大学毕业，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第一个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首著名的藏语诗是钟扬为祝贺扎西次仁完成论文时特别为他朗诵的。一首诗念完，年轻人已经湿了眼眶。
令钟扬欣慰的是，他带出的5名藏族博士生，有4名留在了西藏大学。去年6月，西藏大学第一批7位生物学研究生毕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留在西藏工作。而今钟扬的高端人才培养“造血”模式也成功复制到了其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2011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获得通过。2013年，西藏大学又通过了“生态学”博士点，这不仅是西藏大学首次获批的三个博士点之一，也圆了藏大几代人的“梦”。而今，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他创建的“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校级科研创新团队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培育计划）支持。这支“地方队”如今不仅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正如钟扬生前所希望的那样，“生物学研究是一场持久战。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还会继续走在我为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每年30次科普讲座为未来播下希望
“一个国家的生物学发展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大批专家和人才。”对于每天忙到只睡三四个小时的钟扬来说，科普的工作他却从不拒绝。他每年要为公众进行约30次科普讲座，努力在更多孩子的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因为他坚信，科学能深入儿童的心灵、能培养人们的探索精神。
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对于这种费时费力的事钟扬却出奇地热衷，几乎都是有求必应。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中英文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了。最后钟扬同志挺身而出，担任了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版和上海自然博物馆中英文图文版的总负责人，五十岁生日都是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加班编辑词条中度过。他还从西藏带回许多标本，用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展出，包括一条最大的青藏高原温泉蛇标本。
2003年以来，钟扬团队共翻译了6部科普著作。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就是由他的团队翻译成中文的。他所翻译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长期位于科普类书籍畅销榜前列。
他还乐于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他主讲的“生态人类学”和“生物信息学”，总是人气爆棚。BBS上学生甚至这样形容：“钟扬老师的课总要提前占座，他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他每年还要去复旦二附中和江西南昌铁路中学等学校给中学生们上“生物课”。他总是乐此不疲，尽心揣摩怎么把看似枯燥的生物学知识用有趣的方式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萌生对生物的兴趣、对科学的兴趣。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这位平易近人的科学家还挤出宝贵的时间参加“一席”、“科学队长”节目，录制了《植物家族历险记》《种子方舟》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的种子播在孩子们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