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2日）下午，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
钟扬的同事、学生、妻子以及采访过他的记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自己与钟扬相处的点点滴滴，讲述了钟扬为了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忘我奉献、播种未来的先进事迹，宣扬了钟扬的崇高精神和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知识分子的时代风采。
可容800余人的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很多人站着听完整场报告，不少人忍不住抹眼泪，感动于钟扬的崇高精神。
在我心里，你永不会远去
（钟扬同志妻子、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
这两个多月来，所有的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会说，张老师，你必须坚强。是的，我必须坚强，而且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强。
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
在去银川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他很快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然后在QQ空间悄悄写下：“父亲，我们还没有长大，你怎么敢走！”我想，钟扬离开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累了，就像儿子在网上发的话所说的，“爸爸，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钟扬出意外的那一天，如何让家里的老人接受这个事实，是我必须紧急应对的。我做了最周密的考虑, 然而，当天傍晚，钟扬爸爸还是收到了来自一个老同事的手机短信，内容是“请二老节哀”。当时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打电话去问人家，到底谁去世了。最后还是没有瞒住老人，他们从武汉打电话来问我，并在电话里嚎啕大哭。我对老人说，钟扬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我当初选择了他，也是看中他是个有志向的人，他心怀伟大事业。
我和钟扬1984年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钟扬是学无线电专业的，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他把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都找来和大家分享。后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将计算应用于荷花分类的研究，没有想到这个工作的开端，让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植物学的研究中。
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很少，但是钟扬从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回国时，别人都会带一些彩电、冰箱，而钟扬把我们攒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捐给了单位。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2000年，复旦大学的陈家宽教授找到了他，希望请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当时钟扬虽然刚刚30出头，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副所长了，当时的前景也是看得见的。但他一直有一个教师梦。他经常开玩笑说，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注定要成为老师了，因为他妈妈在生他的前一个小时，还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
到上海后，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迎来了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关于孩子的培养，我们曾有一个约定。钟扬说：我确实不是很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以前，你就多管一点；15岁以后交给我来管。
后来钟扬又成了援藏干部，孩子照顾得就更少了。我当时宽慰自己：等他三年援藏期结束，也就回来了，情况会越来越好。可是每一期的援藏结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克服。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对身体的伤害很大。我们也一直跟他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说：我知道，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2015年，他有过一次脑溢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今年9月9日，是孩子们15岁生日，因为下午西藏大学的同事过来开会，他给在山东的小毛定了蛋糕，然后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过了个生日。他非常高兴地说起，西藏大学生态学科上了“双一流”，这是个很大荣誉，是西藏的第一个，看得出来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开创性的工作，真的像一个襁褓里的婴儿，最后长成了伟岸的男子汉，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西藏工作16年，钟扬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也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
在钟扬走后，我在家整理旧照片才发现，我们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已经是12年前了。虽然钟扬陪伴我们的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始终是紧靠在一起的。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总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他也会在孩子很多关键的问题上进行引导。出意外的前两天，他还在微信里指导大毛科创活动的申请书。而那也是他发给儿子的最后一条信息……
回首33年，从与他相识、相爱，直到今天，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直到我们在这里缅怀钟扬，我依然感到，他并没有远去。
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我们家人商量，准备把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耸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 拉琼）
今年9月25日，是一个让我、让许许多多藏大人刻骨铭心的日子——用生命支援西藏大学发展、全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钟扬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天中午，我正在钟老师西藏大学的宿舍里整理房间。下午1点10分，我收拾好房间，准备坐下来歇一会儿，突然却接到电话，得知了老师的噩耗。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真是如同晴天霹雳。看着房间里挂着的老师的帽子、衣服和用过的东西，我的泪水不断涌出，震惊、悲痛、绝望、难以言语。
于我而言，钟老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
2006年夏天，我与钟扬老师第一次相遇，那时我刚从国外读完植物学硕士回到藏大。睿智、自信、渊博、幽默、热情是钟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第一次见面，他就提醒我说：“你刚从挪威拿到硕士学位，回到西藏，千万别把英语给丢了”。随后几次见面，他更是鼓励我尽快报考复旦的博士研究生。后来，我真的有幸成为钟老师的学生，成了他培养的第二名藏族植物学博士。博士毕业回到西藏大学后，在钟扬老师的持续影响下，现在我已经成长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初钟老师来西藏，是因为青藏高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山植物资源，但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他认为这不应该，必须要填补这个空白。西藏需要科学家，更需要长期扎根的科学家。
钟老师到了西藏后，发现西藏的科研基础太薄弱。当时，西藏大学的生态学科可以说是“三个没有”：学科没有教授，教学科研团队中没有博士，课题申请没有基础。钟老师意识到，西藏需要的不仅是科学家，更急需的是教育工作者，于是决定投入更多的精力帮助西藏大学提升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他要成为这里的“援藏教师”。
一开始，钟老师是自发援藏。那时，他还不是中组部选派的援藏干部，他的很多帮扶工作，西藏大学也还没有条件给予经费保障。但他从不计较这些，他就是想把事情做好。
熟悉钟老师的人知道，他生活极其简朴。他常年穿的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9元。刚开始我还觉得，一个上海来的大教授，怎么如此小气。但后来我发现，他对藏大师生非常慷慨无私。例如，他想帮助藏大的学生开拓视野，私人出资发起了“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了80多个西藏大学学生赴上海学习。面对西藏大学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现象，他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补助2千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这些年，穿着旧牛仔裤、背着旧书包，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老师，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几十万。
钟老师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并不是说钟老师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差不多17种高原反应，钟老师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他还有高血压、痛风，16年的坚持，其毅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02年，钟老师帮助藏大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与钟老师之间的友谊。
2004年，琼次仁老师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老师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琼次仁老师的话，体现了我们藏族人能够给予朋友最高的信任。钟老师就像那高原的神鹰，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这些年，钟老师带着我们采样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经历了无数艰险。在野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在山窝里。我们的车曾被峭壁滚落的巨石砸中，曾在荒原里抛锚，没有食物，几近绝望，但我们都挺过来了。钟老师特别能吃苦，特别有毅力，我们有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扎西次仁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老师带着我们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这一次，钟老师也带着我们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16年来，钟老师对西藏人才培养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了西藏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为西藏生态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钟老师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他只在飞机和汽车上给自己一点短暂的休息。2015年中风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他终止援藏工作，不能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钟老师却再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第八批援藏干部的申请书。
在青藏高原的高山沙石地，生长着一种喜光、耐寒、耐贫瘠的高山植物——藏波罗花。有一首藏族民歌写到：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
出没于雕梁画栋；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这是钟老师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藏族诗歌。他曾说过，环境越恶劣的地方，生命力越顽强。他就像这青藏高原的藏波罗花，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他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放飞了我们的科研梦想，成为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楚永全）
钟扬院长是2012年9月正式到研究生院任职的，到不幸去世时正好五年。这五年，他为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生院的每一项工作成绩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我们同事心目中，他不仅是杰出的植物学家、贡献突出的援藏干部、爱生如子的人民教师、广受欢迎的科普大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研究生教育领导者、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为了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他上任不久就设立并在全校大力推广“集中授课式”课程项目。由本校教师牵头，请海内外名师共同授课，集中讲授各学科专业的前沿热点和新兴、跨学科方向的发展动态。他告诉我们：“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所有课程的质量，但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品位，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他把这个项目的英文名称（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简称为FIST。FIST的英文原意是“拳头”，暗含着要把项目建成品牌的决心和信心。目前FIST项目已经开花结果，每年开课数量稳定在70-80门，受到导师和研究生的广泛欢迎。
为了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他连续实施“问题驱动型”中期质量检查。邀请校外的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和德育专家，来校与研究生做“一对一”面谈，了解学生个体的真实状态。专家反馈意见只讲问题，不讲成绩。在专家访谈的同时，进行大范围的问卷调研。这种请外校同行来“挑毛病”、“自揭家丑”的做法，显示出他极大的勇气。
为了提升研究生院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他直接推动成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一直坚持全年无休，365天为同学办事。服务中心成立初期，他不但兼任主任，还亲自坐班给我们示范。他每天到院里来，总是要到中心转一转，和来办事的同学聊一聊，如果发现了典型案例，就拿到院务会上“解剖麻雀”。他常常对我们说，“宁可我们自己累一点，也要尽可能方便学生”。在他的带动下，研究生院的工作作风有了根本改观，去年又成立了导师服务中心，拓宽了对导师的服务功能。
改革需要正确的理念、务实的措施，更需要敢于担当的精神。在研究生院，钟院长总是把最大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了，去找他，他说：“不要紧，我们一起想办法”；“你们放手去做，我来担这个责任”。有很多次，遇到棘手的问题，都是他亲自出面带着我们去化解。
钟院长去世后，有人说：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这背后是他对事业的挚爱和远远超过常人的努力拼搏。他的时间表排得非常满，经常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脑出血住院时，轮班陪护的研究生在凌晨三点被他手机上的闹钟吵醒，第二天问他，才知道这是平常提醒他该上床休息的闹钟。他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为了不影响物业师傅休息，我们就在办公楼里装了个门禁，只给他一个人办了门禁卡。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他才会经常这么晚离开，他办公室里的那盏灯总是在深夜还亮着。他需要经常在上海和西藏之间往返，为了不耽误两边的工作，往往是白天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后，当晚飞到成都，有时就在机场的楼梯间睡上一会儿，天一亮就乘最早的航班飞拉萨，到了拉萨就直接投入工作。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钟院长始终襟怀坦白。虽然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却没有为自己和所在的学科、院系谋取过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特殊资源。
钟院长的工作非常繁重，但他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都很开心地去做。他在世的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几年前我还在研究生工作部工作时，曾经邀请他为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讲课。他那时还不认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看了看日程安排，就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次讲座，他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的例子，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勉励同学们把个人选择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像这样鲜活生动、贴近生活的辅导报告，使教育工作更有温度、思想引领更有力度、立德树人更有效度。他做过很多类似的报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他身上汲取了成长的正能量。
后来我到研究生院和他共事，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也非常支持党建工作，多次给我们讲党课。他是9月25日早上5点多在赶往机场的路上遇车祸去世的，就在几个小时前，晚上12点钟的时候，他还在和我们联系，约定26日下午给支部上党课，带大家一起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他和黄大年很熟悉，也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请他来讲。谁也没想到，这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约定。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把钟院长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他走后的这段日子，每天晚上我们离开办公楼的时候，仍会习惯性地抬头看他的那扇窗，房间里的灯再也没有亮过。
不过，他已经在同事们的心中点燃了一盏灯，它永不熄灭，将一直引领我们前行。
不忘初心的追梦人 牢记使命的拼搏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金力）
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我和钟扬是两个著名的“胖子”，也是著名的工作“疯子”，平常都太忙了。以至于这两个多月来，我一直觉得他还没走。在我内心里，始终不愿去面对、去回忆、去接受这个事实……
倘若要让我用一个关键词来凝练钟扬的一生，应该是“追梦”二字。钟扬就是一个一生追梦的人。
1979年，15岁的他高一就实现了大学梦，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分配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年少有为，他二十几岁就成为了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他特别推崇格拉德威尔的“一万小时理论”，他最初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风雨无阻，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他也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
2000年，钟扬放弃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岗位，来到复旦做一名普通教授。在他心中，对职务和名利总是看得很轻。他的头脑里，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是国家，关注的不仅是当下，还有长远的未来。
来到复旦后，他和学院几位老师一起承担了重建生态学科的使命。他越来越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他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受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我国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青藏高原。
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成了他心中又一个梦。
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在与自然极限的抗争中，人类是极其脆弱和渺小的，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在那样高寒险恶的环境中长期工作。所以我最为佩服的就是，钟扬为了心中理想，竟然能整整坚持16年！
我相信，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他还会继续坚持下一个10年，20年！
他曾得意地告诉我：这十几年他们已经收集了4千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我至今无法忘怀他当时兴奋的表情，他对我说，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
10年、20年、30年！人生能有几个10年啊！那么多的艰苦，也只有他，说起这些能云淡风轻，也只有他，扎根进去，就毫不犹豫，绝不回头……
除了科研上的长远眼光，钟扬选择来复旦，也源于他的教师情结。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的学生会将梦想之路延续。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而宝贵的种子，只要用心浇灌，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他培养了80多位研究生。他的生物信息学课，是生科院最受欢迎的课。他曾和我们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每次午饭会跟不同学生吃，他说这样才能跟学生有更多接触，了解学生的特点。
他还有一个特点，那些基础较为薄弱、研究没有方向、甚至毕业出现问题的学生，他最后都会收到自己名下，一个个谈心，一个个指导。很神奇的是，最后这些学生都能够顺利毕业，甚至有些学生非常优秀地毕业，这是他的能力。他还很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他曾对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梦想，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他长期患有痛风，发作起来走路会一瘸一拐。他曾开玩笑对我说，痛风痛风，就是痛起来要你发疯！然而每一个跟着他去过野外的学生都知道，当痛风发作，腿痛难忍的时候，他也绝不会让学生自己冒险上山，他的做法是，就近找根粗壮的树枝当拐杖，忍痛坚持着，带大家上山。
钟扬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坚强、心怀大爱、纯粹无私的人。他敢于有梦、勤于追梦、善于圆梦，一旦树立目标，就咬定青山不放松。
他还尝试为上海引种“海岸卫士”——红树林。我们知道，红树以前最北存活是在温州，以前没人敢想。有一次我们一起开院务会，钟扬提出来说，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上海的海岸线是很脆弱的，需要红树。于是他马上开始投入尝试，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成功。
他知道，这些种下的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自己肯定不能看到这一幕，但他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他真心希望上海光秃秃的海岸线能长出美丽的红树林，成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
他就是这样，始终不忘科研报国之初心，牢记民族复兴之使命，始终不忘立德树人之初心，牢记人才培养之使命。他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令人仰望的生命高度。
扎根大地的初心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在我11年的记者生涯里，采访过的人有很多，但让我忍不住一次次回头看的，并不多。而钟扬，就是那个让我采访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人。
我是2015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钟扬，在复旦大学8号楼，研究生院的院长办公室。那天，他刚刚接受了一群中学生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学者”的访问，我进门时，孩子们刚刚离开。
钟扬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坐下。这一照面，我心中有些惊讶：这个教授的外貌真不像个教授。泛黄的格子衬衫、牛仔裤，身材微胖，面庞黝黑，看上去有些粗犷。但很快，钟扬就用他睿智幽默的谈吐、宽广深远的思考，让我领略到一个教授的风采。
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午后时分。从攀上海拔6000多米的雪原采集种子，到十多年坚守开垦西藏的高原生态学科，从学术援藏如何常态长效，到怎样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次采访机会是从死神手里抢来的。就在三个月前，他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可在医院才住了13天，他就迫不及待溜回了学校。
他轻描淡写地笑着说：“要不然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现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那里。”
16年，是钟扬生命的三分之一，也是他为祖国雪域高原献出的时光。他本可以在上海过安宁的生活，同样可以教书育人，更可以陪伴家人，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艰辛道路。
他是开拓者、先锋者。扎根中国的大地，用一生奉献深情的泥土。
钟扬常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他的学生告诉我，“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大家都提出质疑，阿里太高、太苦，物种又少，辛苦一天也只能采几个样，别人都不愿去。如果去物种丰富的藏东南，条件好一些，而且很快就能完成采样数量。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钟扬深知，西藏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对国家有重要价值，每一颗种子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中国基因”。
走进高原，钟扬为祖国采集珍贵的种子，还为寻找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高原。在他的推动下，西藏大学的高原生态学科已经建起了一支站在世界前列的科研队伍。
在那年突发脑溢血苏醒后，他第一时间口述记录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信中写道：“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他是播种者、奉献者。扎根中国的大地，用赤子之心播种未来。
钟扬的衣袋总是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待办事项，每做掉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但再忙，也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每次回上海，他就抓紧时间与学生见面，要么和学生一起做标本，要么就在办公室“坐诊”，直到深夜。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还发现，在上海，有很多中小学生认识钟扬。他是最受欢迎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甚至客串讲解员，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走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亲自修改、反复斟酌。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在他眼中，“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要从小培养，说不定以后就为国家多培养几个科学家。”
教书育人，播种未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钟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崇高精神，扬起学生理想的风帆，给予他们思想的引领、品格的锻造，他是点亮学生人生的好教师。
从第一次采访钟扬，到几次撰写报道介绍钟扬，一次次听他的同事、友人、学生讲述钟扬，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钟扬一生的故事，就是种子的故事。
一颗种子，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用尽全力拥抱生养它的大地。一颗种子，就代表着希望，意味着生命与可能。
钟扬用毕生寻找种子，播撒种子，他的一生就是扎根大地的“中国种子”！
他因信念而伟大，因逐梦而不凡，因执着而永生，他的精神生长在春天里。
他是复旦的骄傲，上海的骄傲，他的一生无愧“共产党员”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