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讲述者：陈家宽，教授，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生态学科带头人
钟扬离开了，媒体采访我时，喜欢我讲钟扬的故事。可是我不想讲故事，只想让大家读懂一个真实的钟扬。
他去世的消息发布第二天，关于他的视频《播种未来》，播放量超过1200万次，近400家微信公众号，发表了纪念钟扬的文章，可见不仅仅是教育领域，不仅仅是认识他的人，许多人都在纪念他，为他的离去扼腕。
令我深思的，是为什么从学界到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反复思考，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我有义务介绍真实的钟扬，让大家读懂他，向他学习。
在我看来，钟扬正是用一生，追逐心中的梦想，为实现中国梦付出毕生的精力。
不同阶段，不同梦想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他每做一件事，都是追随他的梦想。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求方式。
1984年到2000年，毕业后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期间，这是第一阶段。这十六年间，他不断地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如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
第二阶段，从2000年开始，当时我把钟扬引进到复旦大学，我同时引进三位学者，一位就是钟扬教授，另两位是卢宝荣教授和李博教授。我们共同承担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重任。我们为什么要重建生态学科，我们有我们的眼光。因为上海市的发展中，急需生态学科的科技支撑。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明确地告诉他，你在武汉是副局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工作，你下决心跟我来了吗？他毅然地回答，我绝不后悔。
当时，我国高等教育还处在比较低谷的时期，教师待遇普遍低，科研经费少，很难留住人才。2001年起，这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到了复旦以后，正逢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科教强国正在我国启动，他来了，追梦来了。
我懂得他。他到复旦来实际上希望从科学家转型成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钟扬一直有当教师的梦。第二个原因，是复旦的人文精神、文化底蕴，特别是对人才的信任和包容，强烈地吸引了他。来到复旦，为了契合上海的需要，他从研究植物学毅然转到研究生态学。因为他敏锐地捕捉到，生态学对上海、对国家更急需。他担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主任，而且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从援藏开始。钟扬在做援藏干部之前，就已经在复旦大学为西藏大学培养博士，同时进行合作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强烈地感受到西部地区在科技和人才培养上，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钟扬身先士卒，科技援藏，人才援藏。担任援藏干部后，他全身心投入，为西藏大学拿到了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个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特别是把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带进了国家“双一流”建设中。他的贡献是卓越的，他在追梦，他要把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带进新时代的建设进程中。
在不同的阶段，他始终跟着国家的前进步伐，是时代的先行者。他是一个追梦者，但他追的不是个人的梦想，他追逐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3岁做了100岁人做不到的事
钟扬在研究生院办公室。
当时引进钟扬到复旦，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必然性，因为我到了复旦，学科建设急需几位领军人物，不引进他也引进别人，这是必然的。偶然的，是指我跟他最熟，我始终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人品好、学术也好，同时胸怀开阔、有格局，完全有可能成为卓越的学术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判断是对的。同时，我跟他也有私交，早在1984年就认识。钟扬1964年生，我是1947年的，相差17岁，我们是真正的忘年交。
这次出事，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必然”的。因为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海南出差考察红树林的时候，他在住宿地煤气中毒，急救过来了；第二次是2015年中风。当时他跟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些老师在吃饭，那天正好他生日，然后他的筷子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中风，还好跟医生们在一起，立马送医抢救，逃过一劫。
这么多年来，我跟他合照几乎没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可以用“心心相印”来形容。我懂得钟扬，他53岁做了100岁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拼命地做、拼命地赶。
钟扬曾经说过，一个人总要有走的那一天，不知道哪一天走。像我们这样搞科学研究的人，生死来去都是想得非常透的。 其实我与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合作了。但是很巧，在钟扬去世前的一个月，8月25日，我们又一次合作了，在上海科技馆做科普讲坛，我主讲，钟扬教授主持，还留下了30分钟的视频。这次合作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我非常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