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植物学家钟扬9月25日在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辞世，享年53岁。消息传来，学界与公众除了感叹生命无常、天妒英才，也在传颂这位坚韧而理想主义的学者多年来艰苦卓绝的工作和超出常人的视野。
援藏期间，钟扬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自2000年初入西藏开展植物学研究，钟扬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可以储存上百年。他把每一粒种子看作一个珍贵的生命。38岁时，他成了双胞胎的父亲，正在研究红树植物的他给儿子取名云杉、云实，一个裸子植物，一个被子植物，还笑谈，“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很大影响。”
钟扬从未停止过为人类寻找种子，最挂心的是青藏高原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几年前，他在考察中有过一次严重的脑出血，朋友见了他都说“太拼，不要命”。没想到，他又乐呵呵地跑了回去。为了适应高反，他断了烟酒，瘦了整整30斤。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生于贫瘠之地，精神却坚韧。
这个夏天，钟扬的第一位藏族女博士德吉从复旦大学毕业了，他已累计培养出七个少数民族博士。在微电影《播种未来》中，他说起，“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
青藏高原植物进化与适应研究组在位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的蔓菁样地 来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网站青藏高原植物进化与适应研究组在位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的蔓菁样地
他最牵挂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钟扬口中“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它拥有类型多样的极端环境，造就了“世界屋脊”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按照生物分类，光“科”一级植物就有212个，约占全国的1/3，其中，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中，约1000个为西藏特有。
扎西次仁与钟扬同龄，是他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毕业生，两人亦师亦友。他告诉第一财经，老师对青藏高原上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和生物学意义比较大的特有植物最为关注。2008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关注的正是因藏区焚香需求旺盛而被砍伐的西藏巨柏，这是1974年在西藏东部发现的一种柏木。
十月，西藏的秋末，师徒俩在雅鲁藏布江沿岸找到巨柏遗传多样性最多的巴结乡。“上千年的巨柏树下枝很高，根本够不到，而且都长在悬崖上，周边很多灌丛，人都进不去。”队员们能爬就爬，不行就找当地小伙子帮忙，扎西估计，三年里他们至少爬了一两千棵巨柏才把种子收集齐了。通过对比研究，他们提议，西藏柏木无论从沉香成分和比例上均可在功能上替代珍稀的西藏巨柏。
那段时间，扎西跟着钟扬在广袤的高原上，一天最多奔波750公里。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他们披星戴月地赶路，有时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花了七年时间，收集了4000多个样本，包含1000个物种，占到西藏物种的1/5。这些珍贵的植物基因，最终被纳入依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建设并运行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下称“种质资源库”）。
在8月的一席演讲上，钟扬提到，哪怕生物资源丰富的青藏高原，其植物数量也是被严重低估的，尚有许多植物学家未曾涉足的处女地。就拿“全世界一半植物学家都在研究”的“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来说，团队追踪了十多年，才在海拔4150米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寻获这些其貌不扬的家伙。“非常矮小，最小的只有四五厘米。”扎西说，虽然当时没找到多少种子，但回到上海后经过人工栽培，他们将研究材料提供给了其他大学和机构。
扎西毕业后，听说有活佛给钟扬取了一个藏名“索朗顿珠”，寓意有福德、事业有成。他最佩服老师多年来苦心孤诣培养了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博士生，他们在青藏高原研究了十几种植物。“我们三个藏族的博士生，分别研究西藏巨柏、西藏沙棘、山岭麻黄。还有人研究红景天、独一味、手掌参，这些植物你写上，内行人一看，就懂钟老师的苦心。”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种子冷库 来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网站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种子冷库
“种子方舟”
2012年，“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五年期项目结案后，杨永平和钟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墨脱作为补点地区。
“以前想去也没办法”，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说。直到2013年墨脱公路打通，交通状况基本稳定。“它在喜马拉雅南坡，非常陡的坡面上，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都有，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是垂直带谱很完整的一个地方。”钟扬团队采样的地点是藏南一个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50年来植物学家很少涉足。
杨永平告诉第一财经，上世纪70年代，由中科院牵头的青藏高原综科考队对西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涉及地质、地理、生物等学科领域50多个专业。其中有少数科学家扎根在西藏的科研院所，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从飞鸽牌变成永久牌”。包括钟扬在内的援藏人才的引入，带动了此后高原植物学研究的发展。
去年中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西藏仍是全球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然而一线植物学者发现，由于掠夺式的商业开发导致物种种群衰退的案例已不鲜见，抢救性收集与记录迫在眉睫。而进入21世纪，种质资源更显露出国家战略资源层面的意义。
1997年，英国政府启动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千年种子库，2008年挪威斯瓦巴尔全球种子库（也称“种子方舟”）投入使用。翌年，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项目建成，至今已有9484种共71232份种子。这是目前世界三大种子库。
“我们和‘种子方舟’目标不同，以收集野生植物为主。考虑到人类活动、自然气候变化、植物本身特性，就怕还没来得及收集，这个物种就没有了。所有极小种群永远是我们在种子库优先收集和保存的。”杨永平说，满足3E标准，即endangered（濒危）、endemic（特有）、economic（有经济价值的）的种子就有资格“入住”种质资源库。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座品字形大楼的地下一层，有五个零下20℃、湿度15%、总面积220平方米的冷库。经过萌发试验的种子被密封放入罐中，70%以低温保存，椰子一类“顽拗型”种子则用到液氮的超低温保存技术。
不久前，来自英国邱园千年种子库的353份备存种子入驻种质资源库。目前，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的近1200份备存种子落户在昆明。杨永平称之，“把鸡蛋放进别的篮子，互相备份。”据他介绍，和邱园的合作已进入第二个十年阶段。
不过，今年5月，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因为永久冻土融化，导致雪水涌入种子库入口并结冰，让植物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或许再设计精妙的种子库也难敌自然的无形之手。“气候变暖导致生态系统的变化，对整个地球系统、对我们来说，都有点措手不及。”杨永平说。
钟扬离去后，他和同仁们留下的种子，很可能将在未来拯救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