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
生于1940年，籍贯浙江余姚。著名的双语词典编纂家、莎士比亚和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教育家、散文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全国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多次担任上海市重大经济或文化国际会议的主要口译，为领导笔译演讲稿。1990年，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访香港、新加坡担任首席翻译。
“编词典就是与时间赛跑”。
“他对词典编纂工作的献身精神，可以不折不扣地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
（一）
最早认识陆谷孙先生，大概是在1987—1988年，我大四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英美散文课。他当时应该是四十七八岁。
陆先生那时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声如洪钟，讲课时的声音，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好远就能听见。在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中，只有两位有这样穿透力强的声音，一位是陆谷孙先生，还有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程雨民先生了。我们入学时，程先生正做复旦外文系的系主任。
陆先生上课的洪亮声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上课其实是很用力的。这门课他一直坚持讲授到74岁，直到他因腔梗住院后才停止，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后来读他的文章《英文系里的那三个大佬》，才知道他读硕士时的导师徐燕谋先生，在他本科时也教英美散文这门课。所以，陆先生的这门英美散文课，还真是渊源有自。
陆先生在这门课上所教的文章，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乔治·奥威尔的《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飞蛾之死》（Death of a Moth）、麦克斯·比尔博姆的《送别》（Seeing People Off）等等。
陆先生后来以编词典出名，所以社会上有人误以为他是另一位以编词典出名的老先生葛传规的弟子，其实不是，虽然陆先生和葛先生在《新英汉词典》同事甚久。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还同时在做《英汉大词典》的主编，每天都有车来接他去大词典编辑部上班，工作量很大。但他视教学为教师的天职，从来没有放弃过。
后来他曾对我们说，自己刚做教师时上课前会很紧张，就仗着年轻精力好、记性好，第二天要上课，前一天就把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后来年纪大了，虽然是不再把上课的内容背下来，但上课的前一天晚上，有时还是会兴奋得睡不着。想想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师，在上课之前，还因为要面对学生而兴奋得睡不着，这种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
（二）
认识陆先生之后，就常常去他家里聊天。因为知道他忙，不敢久坐，一般只聊个半小时、一小时，当然有时陆先生谈得高兴，也会“失控”。他跟我谈及过那时从学于徐燕谋先生的情况。说徐燕谋先生为人朴素，教他们时总是剃一个板寸头，穿黑布鞋，穿一袭旧的中山装。在文字上，陆先生喜欢用源于拉丁语、法语的华丽大词，徐先生则力主要多用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的简短、朴素词汇，故常在他的作文上批上要“力戒藻绘”等评语。
徐燕谋先生秉承中式老师的传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只是到了晚年，才会在学生的背后和别人面前称赞他。在这点上陆先生和徐先生不同，常常对我们学生有鼓励之言。陆先生还曾出示过徐燕谋先生的诗草，前面还有钱钟书先生手书的序。我们虽未见过这位“师爷”，但陆先生转述的他的言行，也间接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1990年朱镕基出访香港，陆先生担任首席翻译。朱镕基与港督卫奕信会谈时，卫奕信引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里“存在还是灭亡”（To be，or not to be）这一段著名独白里的话。陆先生笑道，“这还不是‘大路’莎士比亚，所以我就接着背了下去。”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让港督大为吃惊。
当然，陆先生在谈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是兴之所至，讲到哪里就是哪里，并不按时间顺序。
（三）
陆谷孙先生门墙高峻，当时虽任教授、博导已有多年，却一直没有收过学生。199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在复旦教书已有三年之后，他终于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陆先生可以带词典编纂学和莎士比亚研究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当时因为觉得编词典这种工作和我的性情不合，所以我没有报考词典编纂学专业，而报考了莎士比亚研究专业。
做陆先生学生后有一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事，就是他让我去邮局替他给一位在北京的老师寄钱，资助他晚年的生活。这以后，发现类似的事对陆先生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一直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事、朋友。
陆谷孙先生是一位有风骨的人。他向往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写的“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的生活境界，秉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
在“文革”期间，他会尽力把自己的学问和工作做好，但在环境合适的时候，他也愿意做一些行政工作，因为这有助于推广他关于教育和学校管理的理念。他在1996年至1999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2003年至2006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他策划设立复旦大学外文节和“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外文节丰富了复旦大学的校园文化，“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则邀请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来复旦讲演，开阔了学生的眼界。陆先生做院长时还制定了一些好的制度，比如定期编制《院务简报》，把学院领导层开会讨论决定的事务，定期公布给全院，事实上是让院务管理透明化。这些做法，也为继任的学院领导们所继承。
（四）
编词典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琐碎，还有一个是总量巨大。《英汉大词典》最后收词20万条，总字数约1700万字，都是一个个词、一个个句子地抠出来的。
陆先生当时给我们看过他作为主编改过的校样，每一页上都是他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他50多岁的时候去体检，医生就说他的视网膜老化得厉害，像70多岁的人的视网膜。
从大词典编辑室下班回家的陆先生，晚上还要看稿。那时候他抽烟、喝咖啡。用他的话来说是“刺激神经”，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度。那段时间对他的身体的伤害很大。
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卷出版于1989年，就获得了中国图书一等奖。下卷出版于1991年，获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1994年，又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86—1993）和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著作奖。但陆先生说，“拿着一本书，到处获奖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后来又推动《英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并在这过程中锻炼学生。
（五）
晚年的陆谷孙先生开始思考自己的“遗产”的问题。他开始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工作，比如把他莎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搜集编为《莎士比亚研究十讲》一书；又把他多年来讲授英美散文这门课的讲义，在学生的帮助下编为《20篇：英美现当代散文》一书。
也许是感觉到时不我待，他没有放慢速度，反而以加速度前进。他开始更勤奋地笔耕，写作了许多散文。他的《余墨集》《余墨二集》这两本书，收录的主要都是他六七十岁之间的文章。尤其是在70岁之后，陆先生在短短的几年里翻译了李尔的《胡诌诗集》、麦克林恩的《一江流过水悠悠》、格林的《生活曾经这样》和毛姆的《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
（六)
在体育方面，陆谷孙先生属于比较传统的中国学者，那就是什么都不会，连游泳、骑自行车都不会。
2014年他因突发腔梗入院。当时已影响到大脑的语言中枢，陆先生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不一样。所幸用药对路、及时，血栓溶解，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我去医院看他，发现去看他的人很多，大家在病房外排队，每个人进去5分钟。陆先生跟每个人都要谈一会儿。当时我就觉得他太累了，即便是生病了还是那么累。
到2016年7月22日深夜再发脑梗之前，陆先生一直都全身心地投入于《中华汉英大词典》下卷的校改工作。他对词典编纂工作的献身精神，可以不折不扣地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
陆谷孙先生曾说，“编词典就是与时间赛跑”。是的，他是一生都在与时间赛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