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俗的见解往往将无神论者视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甚至是邪恶的人。似乎只有信鬼神的人才知敬畏，不信鬼神的无神论者因为没有外在鬼神的震慑，就会丢了“魂”，迷了“向”，轻则被视为浅薄、无知之徒，重则被视为种种社会弊病的根源。甚至主张只有把已被黑格尔和尼采宣告死亡的上帝请回来，才能拯救世界。
国外包括《Atheism：A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The Case Against Christianity》、《Atheism,Morality,and Meaning》等在内的诸多著作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驳，并探讨了无神论者通过坚定的信仰来照亮世界的可能性。马克斯•布罗德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是所有信仰者之中最不受幻想束缚的人，而在所有不抱幻想按照世界实际情况看待世界的人中，无神论者往往又会是最坚定的信仰者。当代著名的学者齐泽克同样认为，无神论是达成真正信仰的一副解毒剂，通过消除无数的伪神，直达信仰之为信仰的坚实地基，并不会因为无神论而狂妄自大。
因此，无神论往往更需要强大的内在信仰，中国古代拥有虔诚信仰的无神论者一直大有人者，孔子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敬鬼神敬苍生的典范，终生保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敬畏之心；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同样是因为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而终生献身革命；同样，作为一名无神论者，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不务正业的一生》中的最后赠言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爱”；在西方历史上，曾经作为亵渎神灵被判死刑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同样给我们展开了无神论者对苍生的深切眷爱：“人类历史不断面临危机，各种确然性遭到破坏时，有一种确定的东西被保留下来，那就是根植于心底坚不可摧的对正确行为的绝对责任。”这是苏格拉底最大的发现。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种强大的信仰在于对时代的奉献精神：“生命，如果跟时代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了。”一旦人们达到这样的境界，就会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转瞬即逝的玫瑰并不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每个生命的瞬间都是永恒。相反，不敬苍生者往往身处繁华都市仍倍感孤独，犹如叔本华所言的那样，“生活摇荡如钟摆，于痛苦与无聊间徘徊。”这种被尼采称之为“末人”的行尸走肉式的生命景观，依靠外在的鬼神是无法得到拯救的。
可以说，马克思又是这些无神论者中敬苍生的典范。“诚于中者，形于外。”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垮，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不是因为对外在神的信仰，而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使然。
马克思之所以久没有被贫困、病痛所击倒，就在于他是“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在《资本论》第1卷即将出版时，马克思写道，“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 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在第一国际遭遇重大挫折时，马克思说：“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引经据典”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光芒，更是同样能深切感知到和马克思类似的深厚担当情怀。诸如“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心无百姓莫为官”，“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上曾经为了中国千万黎民百姓的福址而“为有牺牲多壮志”，今天，“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和任务所在。
如果说马克思的信仰来自对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费尔巴哈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性和生命力不但在于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认知与担当，充分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与敬苍生的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怀和科学探索有机结合起来。更在于它并非是散漫个体的结合，而是通过党章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
在4月22日至23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作为一个集体，中国共产党不靠祈祷鬼神保佑，“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而是通过诸如“四讲四有”（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组织性学习实践活动，形成强大的组织性实践力量，才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真正的现实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旦大学“政研”中心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