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在我国，松、竹、梅素有“岁寒三友”之称，而梅、兰、竹、菊则被誉为“花中四君子”。据此借用，我视王、周、戴、黄为“宝岛四友”。这里说的“四友”，全名是：王汎森、周樑楷、戴晋新、黄兆強，皆是享誉两岸学界中生代的精英、史林俊彦。我与他们的结缘，均与学术交流相连，其结果无一不成了我志同道合的挚友。以下，按这台湾“史中四君子”与我首次见面的先后为序，逐一道来，从中或许会看出两岸学人间的交往，情同手足，谊如松柏，亦是两岸一家亲的一个缩影。
说起王汎森，在当下两岸学界中鲜有不知的，人们知道他，不只是他拥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和院士的双重头衔，而是他的学问。他专长从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于思想史更有精深的研究，我手头就有他赠送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多种。而他的论著，每每甫一问世，就会在学界广泛流传，并引发不小的“读书热”，如最近的那本《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后，“毛细管”一度成了学人间的流行语。但如果把他当成一位专注思想史的学者，那就未免太狭隘了，其实他的学术视野和知识面相当宽广，这或许得益于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的海外经历。这一点，我与他首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话说1996年5月，我们在山东聊城一起参加“海峡两岸傅斯年百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会上我与他有一则“关于兰克史学的对话”，这是会议议程中所没有的，既出乎会议主办者的意外，又合乎学术交流的情理。对突如其来的“对话”，汎森兄却应答自如，他关于兰克及西方史学的知识，令我这个专注西方史学的学者佩服。就这一则“对话”，我便与他一见如故。此后，在两岸举办的多次学术会议上，我和他都有机会见面聚谈，共话学术，互赠新作，谈天说地，增添情谊。
汎森兄是个极其忙碌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是个“双肩挑”的学者，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到“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有做不完的行政要务与杂务，有永无休止的社交与宴请，有不可推辞的系列学术演讲（如2011年春在复旦、2016年春在北大），这需要花费他多大的精力啊。我每次见到他，都打趣地说：“老兄的头发又少了。”他总是笑笑，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终日益趋同于“苏格拉底的前额”，显现出一副大学者的“王者风范”。不过，他平素又十分低调，我比他虚长几岁，但见面时他总是十分谦虚，不像有些人，有了一点学问和名气，就唬人、摆架子了。
我想，面对各种行政事务和学术活动，他的应对只能是勤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在上个月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说的是学术环境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一群人（或“小圈子”）的交流讨论，会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顶上去”，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的。这个理，我信。我每每到台北南港史语所就会想到，在那里留下了多少个天南海北学者的足迹和吉光片羽，这不正是天才萌生新想法的好地方么，如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所言：“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在这里，鲁迅強调了天才产生依赖外部环境的重要性。不过，倘“顶上去”的这个人不“修炼内功”，没有“白首太玄经”的功夫，到头来，也是无所作为的。汎森兄之所以在一群人中脱颖而出，正是巧借外力，更由于修炼内功，于是就成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接下来说的是周樑楷。1998年6月，由台湾中兴大学发起，召开了“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我应邀与会，大陆学界同行者有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吴怀祺和陈其秦，浙江大学的仓修良，共五人。此次会议意义非凡，在当时两岸交流还很冷淡的情况下，它在两岸间架起了史学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史学史家迄今仍难以忘怀。这架桥者有周樑楷教授的功劳，因为他是这次学术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
在我的“四友”中，樑楷兄与我从事的西方史学史专业最为贴近。因而，我们很早就有了书信往来，他寄赠大作《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等专著和许多单篇论文，于我颇多教益，也有颇多商议。不过，他在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对影视史学的真知灼见，故我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影视史学：亲近公众的史学新领域》（2016年2月22日）一文中还提到他，“台湾学者周樑楷率先将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Historiophoty 译为‘影视史学’，并把它的内涵扩大了，周说获得学界普遍认可。”此后，影视史学便登上了汉语学界的论坛。在大陆，我也是这个史学新领域的推手，在引介海登·怀特与周氏之见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我系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中讲述它，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教学之余又撰文，还写了一本小书《影视史学》在台湾出版，算做了一回“班门弄斧”，这底气也是得益于樑楷兄的无私帮助。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前年6月，是时宁波大学召开了中国公众史学学术研讨会，我与他作为特邀代表莅会。老友重逢，备感亲切，临别相约在台湾再见，我想这是能如愿的，纵然风云变幻，但“一湾浅浅的海峡”，也不致疏离成遥望，落得个“霜红一枕已沧桑”（陈寅恪致傅斯年“望海诗句”）。有道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对此我笃信无疑。
“正是申城好风景，花开时节又逢君。复旦园里话中西，仰看先贤杜维运。”2013年4月初，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来我系作学术演讲，题目是“杜维运中西史学观的变与不变”，我作为会议指定的“点评人”，即兴以这首打油诗开头，为的是活跃场内气氛。晋新教授是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行家，而杜先生又是他的老师，讲杜氏的“变与不变”，自然是驾轻就熟，切中肯綮，深受学子们的好评。其实，我与戴君的结识也是在1998年，记得那年6月“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等一行即移师台北，此时正值他主政辅仁大学历史系。晋新兄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行五人去他系上演讲，与学生交流。后来我们在台北的访问，又多蒙他关照，其热心与乐以助人，令大陆同道甚为感激。特别是参观台北故宫，得到了在该院工作的嫂夫人冯明珠女士（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助，看到了许多馆中之宝。
上面“赠戴君”的小诗写到“又逢君”，说的是自那之后，我与他在两岸各地相见甚夥，还由于辅仁与北师大的天然的历史联系，因而在京华碰面的机会更多。不过，2007年1月初，晋新兄设家宴款待我，至今仍难以忘却。是时，我在东吴大学做“客座教授”，他家与东吴很近，但他怕我不认路，特地驾车来接我。进得府内，我惯有的习惯是征得主人同意后参观书房，他自然十分乐意。他与明珠女士各有一间书房，只见顶天立地堆满了书。在晋新的书房，发觉他把我各个时期的赠书都放在一块了，我顺便找出了早年写的那本《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没有题签，顿时好生奇怪，他看出了我的疑问，在一旁说：“在台大附近，有一家书店专卖大陆简体字版的学术著作，我在那儿买到你的这本书。价钱只有人民币2.50元，真是价亷物美啊。”说着，他笑了起来，我也被他逗乐了。一本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小书，早就为一位海外同行所收藏，岂不乐也。如是，我们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相识了。以书为媒，以学术牵引，其力大无穷矣！噢，还需记上一笔的是，那次吃饭令人难忘，还因为他与嫂夫人轮流下厨，他们各施绝招，厨艺精湛，做出了味美可口的拿手菜，令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上海男人”汗颜。
新世纪伊始，我记得黄兆強教授曾来复旦与我急匆匆见过一面，那是星期二的下午，系上各教研室老师们活动的固定日子。我一进文科大楼九层，系办小王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台湾友人指名要见朱维铮和我。待我进得会客室，见兆強与朱老师已在交谈，看来甚是融洽。我是初次见面，倒是维铮兄先把我给介绍了一番，弄得我很脸红。大概台湾友人的集体活动已安排，我们的见面时间很短，兆強起身告辞说：“我给两位带来的‘伴手礼’，既不是凤梨酥，也不是高山茶，而是我的一本小书，不好意思啦。”他握住我的手说：“后会有期啊！”他的礼物是他的大作《廿二史札记研究》，我没有准备，没什么“回礼”，好在2012年他来我系作学术演讲时，我赠他本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等书，算是还了礼。
在此顺便插叙一下，看似傲气的朱维铮，其实有时也十分谦和，特别对待有志于学术的同志，总是相互切磋，相当客气的，遑论远道而来的台湾学界同人。那次碰面时间虽短，我们三人都觉愉悦。事后兆強兄还曾告诉我，说朱先生不难打交道啊！
的确是“后会有期”！2006年秋天，我们在东吴大学又相逢了。是年9月至次年1月，我应邀作客东吴大学，在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系做“客座教授”，整整一个学期。是时，他在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任内，掌管东吴五六个人文社会系科，可想工作之繁忙，可他还是十分关心我这个来自复旦的“大陆教授”。他家离我住地很近，每天上班，总要经过我这里，碰上我为本科生上第一节课，常会在路上相遇，于是就边走边聊，从校内到校外，从教学到起居，无话不谈。他抽空，总是约我吃个饭，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节假日，他驾车出游，常邀我同行，在台北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记得有一次，去台湾北部野柳观女王雕像。我发觉，一路上黄君只管开车，遇到拐弯时，总由坐在一旁的嫂夫人引路，每每在这时他总是自嘲：“我听老婆的！”一路行来，一路笑谈，从中我对这位当今台湾中国史学界的头面人物（他任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祖籍广州，生在香港，大学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后去法国留学，师从国际汉学界泰斗谢和耐教授，以优等成绩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便来东吴大学任职至今。我有时也偶而看见，在工作之余，他在外双溪河边散步，观鱼儿悠游，望白鹭戏水……看得出来，他爱东吴，爱东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其实，东吴很小，台北的黄金地价逼使它只能依山而建，往高空发展，有形的空间相当逼仄，连孩子们谈情说爱，也找不到一些隐蔽的地方；然而，东吴又很大，逼仄的空间却阻挡不住四面八方的来客，不怎么宽敞的地下礼堂，总见人头攒动，营造出一个广阔的思想自由的无形空间，在我们面前彰显出一个无比广袤的大千世界。不是吗？在东吴可以不断听到来自大陆同行的声音，发现域外学者的身影，比如在“萧公权学术讲座”主讲的旧雨李学勤、参加“林语堂研究学术研讨会”的新知诺奖评委马悦然……
台北的亚热带气候，与四季分明的上海迥然不同，校园的树木总是绿色的，从初秋到冬天，呈现在我眼前的，都是这个样子，这让我对季节转换变得迟钝了。然而一个学期很快地过去了，我在东吴的兼职已经完成，告别了东吴学子、同仁、黄君，小车沿外双溪蜿蜒而下，回眸送行者，终于消失在我的视野中。蓦然间，在我耳畔遥闻李白《赠汪伦》的声音：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桃花潭水”，此刻我与李白的情感是相通的。延伸之，我与台湾“史中四君子”的学术文缘，将如台北的榕树长青，如上海的玉兰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