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至21日，备受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为2016年经济工作定调。此次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和社会政策要托底。此外，明年的五项任务分别是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张军教授认为，从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来看，2016年真正对存量进行“开刀”。结构性改革要加大力度，也需要把握好节奏，过快过猛对经济都有不利影响。
户籍城市化可去房地产库存《21世纪》：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提出了五大任务，在你看来，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但是动存量的话，对需求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会为后面打下比较好的基础，短期会有向下的拉力。2016年会受到短期拉力的影响，会比较困难，真正把这些事情做到，后面形势才会慢慢变好。
《21世纪》：此次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成本、化解库存等五大任务，背后的逻辑和目的是什么？
张军：首先，降低融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经济在下行，但是融资成本却在上升。本身反映了经济中结构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债务比较突出，这几个因素是融资成本降不下来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房地产库存的问题，房地产是有需求的，在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中，有2.5亿人没有户口，大量农民工没有户口就不敢买房，所以要解决户籍城市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去房地产库存。
中国将来每年还有一千万人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这一千万人是增量。所以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要提高，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也要提高，这两项对未来维持总需求水平稳定很重要。
这次提到的化解债务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不解决债务问题，经济中的有效投资需求没办法释放出来。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需求侧的债务拖累问题，不解决债务问题，经济就需要巨大的维持债务滚动的费用。这是融资成本高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次的调子很清楚，就是要加快债务重组和核销，该核销的核销，该重组的重组，该破产的破产，不能再掩盖和拖延。
《21世纪》：这次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货币政策则是灵活适度，你怎么看？
张军：财政政策的积极，大家都有共识，现在赤字偏低，还有上升空间。货币政策，学界有一些分歧，我主张还是要宽松，强调调结构不能走极端，不要以为强调结构要淘汰很多产能，所以货币要收紧，让那些产能活不了，这样会导致要鼓励的新兴产业也活不了。因此总体上要保持货币宽松，这也是为了要降低融资成本。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可以做到很精准的调控，现在有很多创新性的货币政策，并不需要大规模去增发货币，可以盘活货币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很大，通过精准的货币调控政策，比如PSL、再贷款等创新性的手段，都可以比较有针对性、有结构的去支持那些创新的行业，限制那些需要淘汰的行业。
结构性改革需加大力度《21世纪》：结构性改革中，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要怎么去平衡？
张军：中国经济下行到今天的局面，其实已经低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了，所以政策不进行调整的话，下行趋势是很难得到扭转的。
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要下决心，力度要大。现在其实已经错过最佳时机，虽然有一种亡羊补牢的感觉，但还是要去做而且力度要大。
比如去库存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结构调整。所以这次提到结构改革特别是供给侧改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加大力度。经济已经拖不起，要加大力度，破产兼并和重组，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和产能清理，这恐怕是一个需要支付的代价。
但是，结构性改革，包括供给侧的改革，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要把握节奏，来得太快太多太猛，其实是不利于经济恢复性的增长。
《21世纪》：推进结构性改革，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同时还要继续优化对外开放区域格局，对此您如何理解？
张军：国企改革对经济的重要性比90年代有所下降。很多地方现在主要不靠国企，所以大家关注和花费的心思少了。央企和大型国企，总体上还得保持国家控股，所以思路是包括大的国企变成国资运营的平台，形成一些大的代表中国的企业集团去国际化等等。当地方层面上不靠国企的时候，很难想象地方在国企改革上会有多投入。中央层面可能是想让国资变得更容易流动，国企如何走出去，让这些企业变成跨国公司。
另外，贸易增长爆发性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可以说遇到了天花板，相对GDP来说贸易增长会越来越慢，最后还是会趋向于大国的常态。另外，很多投资会取代原有的贸易。过去我们靠出口廉价的东西，今天可能把工厂搬出去，这很正常。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