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8月30日又是他去世25周年。我陆续读到不少纪念文章，于是又想起自己2006年下半年作客东吴大学的日子，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怀念东吴的蓝天，还有那外双溪的流水潺潺……那时的风景仍历历在目，总是难以忘却。
在那期间，我不连贯地以“随记”的形式，留下一点文字，雪泥鸿爪，无非稍存宝岛印象而已。然敝帚自珍，如今闲暇时，又不时拿出来翻看。此次，从中摭拾一些，整理成文，作为两岸学术交流之零碎史料，以求读者诸君的雅正。
“秋的精神”（10月14日）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采桑子》名词。林语堂在他的《人生的盛宴》结尾时引用这首《采桑子》词，以歌颂一种他所称道的“秋的精神”。在语堂先生的笔下，春太柔嫩，夏太荣夸，而最爱秋，“因为她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
10月中旬的东吴，其“调子”，其“色彩”，还真暗合林氏的“秋的精神”。10月14日，由东吴大学主办的《跨越与前进：从林语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真是会逢其时，岂不妙哉。我被邀与会。两天会议，大会报告，分组讨论，我全程参加，顿时有一种跨界的快乐，结交了文学界的众多朋友。值得记上一笔的是，还有幸结识了“诺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
这个会议最后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参观林语堂故居。夜幕已悄然降下，我乘坐外文学院院长林锦川教授的车前往，故居在阳明山脚下，林教授开车很快，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一行入内，即有“义工”（即志愿者）引导，一边向众人讲解。我很仔细地看了书房、卧室、客厅，对林语堂的生平有更多的了解：他与上海有缘，受教于黄浦江畔，大半生在国外度过，晚年就居留于此，长眠在阳明山麓。四壁的书，中西文兼存，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他著述甚丰，并以英文写作而著称，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又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以他为个案看中西文化的“相融/相涵”，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是日晚餐，就在故居大厅间，西式的，也很适合故居主人的口味。席间，东吴音乐系的师生们还演奏了一些西洋古典名曲助兴，马悦然老先生用流利的中国话，代表与会者致答谢词，其言热情洋溢，文采斐然，获得了一片掌声。
在这静谧的秋夜中，这座兴建于1966年，由语堂先生亲自设计，兼具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美的建筑，已若隐若现了，但他对“秋的精神”的歌咏，却在人们心中回荡：“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而赞美兴奋、锐敏、冷静……”
访“史语所”（10月30日）
历史的现代转型，如大河到了出海口，劈波斩浪，迅猛异常，史学亦然。正是从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裂变，从传统到现代，从闭塞到开放，开始了中国史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行程。凡曾经稍稍接触过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怕是很少不知道“史语所”在这一行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的吧？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简称。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1948年底迁往台北南港，直至今日。来东吴后，一直想访“史语所”，特别是前两天去了台大，拜谒“傅墓”（1950年傅斯年病逝，葬于台大），聆听“傅钟”（台大的上下课钟声），就更像是受到了某种催促一样。
是日，秋雨霏霏，这是与所长王汎森约定的日子。王汎森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1996年5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海峡两岸傅斯年百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上，我与他有一则“关于兰克史学的对话”——傅斯年有“中国的兰克”之称。
两年后，我首次去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会”，我的大会报告论文又由汎森兄评论，这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间的学术情谊。后来，他又来上海，下榻的天鹅宾馆离我家很近，我作“导游”，同去对面的鲁迅公园，瞻仰鲁迅墓，参观鲁迅纪念馆。再后来，他多次来复旦作学术演讲，我与他都有见面叙说的机会。此次，他知道我来了东吴，同为“兼职教授”（我为“客座”）的老友又可见面了。
我一路正想着往事，车已至“中央研究院”大门前停下，雨也停了。台北的秋雨，断断续续，有点像上海的六月黄梅天。我径直向里走去。南港院区不小，初次入内，倘无路标指示，会迷失方向。我一路走着，只见前方一幢大楼上书“历史语言研究所”，啊，到了。
我还是早到了。一位年轻人（台大博士生小杨）在门口等我，说王所长临时有个会，很快就回来。乘这空隙，我请小杨陪我去史语所图书馆，只见馆内藏书甚丰，琳琅满目，但珍贵的“傅档”一时还未能查阅。在馆内，意外地遇到了台湾地区罗马古史名家邢义田先生，相互交流甚欢，我还复印了他的两篇大作。
“您还是老样子，我却变老了。”一见面，汎森兄握着我的手，不无感叹地说道。他现在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肩负重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忙于行政工作之余，学术研究也一刻不放松。我在上海都不时看到他的新作问世，比如《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以及散见于两岸学术期刊的大作，他真乃海峡两岸三地中生代学者的佼佼者。
汎森兄赠我200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英文著作《傅斯年在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一生》（Fussu-nien:ALifeinChineseHistoryandpolitics），这是他的博士论文。
老友显得很兴奋，不时回忆起我们往昔见面时的情景，一经他的回忆，往事又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日一样。
“十年前，您在聊城对我的嘱咐，我还未完成呀。”我愧疚地说。
“噢，您说的是史语所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比较研究。”
十年前的那次对话情景，仿佛又在眼前。我想，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学人群（学界通称为“史料学派”），与比它晚一年（1929年）由吕西安·费弗尔等创立的年鉴学派，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深深扎根于本国学术传统的现代学术流派；它们都历久而不衰，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一流史学人才；它们的创始者都具有宽广的视野，又都是出类拔萃的学术组织者；它们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都对后世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年鉴学派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史学流派，而史语所学人群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当今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影响仍不可低估。这个比较研究的难度太大，我怕是力不从心了，只好寄望于年青一代的学者。
在钱穆故居演讲（11月29日）
“文明初启，它初则步履蹒跚，继而加快了脚步，从火的发明到工业文明，从不器工具到航天飞船。今天我们在这里，只不过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长河中舀一瓢水，以窥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彩多姿及它演进的历史轨迹。”
我以上述这段话，开始了演讲，题目是：“古代世界文明的演进及其文化特性”。
演讲地点在钱穆故居一楼演讲厅。说起钱穆，我对于这位国学大师其实所知甚少，仅了解他的《国史大纲》而已。这次住在东吴，第二天就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我与钱穆故居是“隔壁邻居”。可不是吗，从我住处临滨路65号由石阶而下，跨越一条小路，很快就到了72号的钱穆故居，两处近在咫尺，都临外双溪，同看那小河的波纹。为此，我又重读《国史大纲》，并将钱氏的其他著作“恶补”了一下。
我的这次演讲，在一个多月前，故居管理处叶海烟教授与刘慧真女士就与我商定好了。说真的，对于本次演讲的这个题目，我虽然熟悉，但还是做足了功课。演讲海报早就张贴且在网站发布，是日下午，陆续从各地来了不少听者，演讲厅座无虚席。
在前述这段“开场白”后，我继续说：“人猿相揖别，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于东方，‘希腊奇迹’的创造，罗马人的文治武功，阿拉伯文化的璀璨，更有那汉唐雄魂，人类终于在亚平宁一隅（意大利）开始告别黑暗，走出中世纪……”
看得出来，还有听众不时进入厅内，迟到者就站在后面听讲。迎门的枫树、庭园的茶花、后播的竹林，把这座被称为“素书楼”之所在，点缀得一派生机和清华，发散出一种浓浓的学术气息。这种氛围也感染了我，思想的火花与语言的灵感，也如外双溪水淙淙溶溶，不会枯竭。
吃饭（2006年12月29-隔年1月17日）
“民以食为天”，怎么能不记“吃饭”的事呢？阳历元旦前后，各类“吃饭”的邀请纷至沓来。举其要者，可记下列数则：
历史系岁末聚餐会，12月29日晚六点，地点在江浙满福楼。说起这家餐厅，还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逯耀东先生有些关系。逯先生也是“美食家”。记得一次他在上海，我们在老正兴菜馆招待他，那次菜很丰盛，他特地唤我把菜谱弄来，果不其然，这菜谱在他的旅游散记中出现了。这家江浙满福楼的好多菜谱，是由耀东先生亲自“审定”的。这顿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东坡肉，据该店大厨说，这道菜的烹制是逯先生亲自传授的，怪不得如此可口诱人。
2007年1月4日，人文社会学院岁末聚会。该院院长黄兆强教授，亲自邀请人文社会学院的“元老级教授”吃饭，我也被邀出席，地点在雅苑粤菜海鲜楼。菜肴以海鲜为特色，广式烹调，品种很多。但五味杂陈，过后印象并不深刻。席间，与邻座陶晋生院士闲谈，知他已不再为学生授课，已处“准退休状态”——在台湾地区，院士的地位没有那么显赫，与大陆的情况不同。
1月5日晚，辅仁老友戴晋新教授设家宴款待。戴家距东吴很近，晋新兄很细心，怕我不认路，特地驾车来接我。进入邸内，见陈设十分整洁。他与嫂夫人冯明珠女士（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各自有一间书房，因书的堆积而略显逼仄，不过晋新兄从书架繁多的藏书中，很轻易地找到了我的书。主人热情好客，菜很丰裕，都是他与嫂夫人轮流下厨做的，确是鲜美。
1月6日晚，学生请老师在耕读园吃饭。“耕读园”，这一店名清秀而又典雅，温馨的环境也助我食欲，学生们点的首乌乌骨鸡汤、特为老师点的东坡肉，实在是好吃。耕读园的东坡肉或许可与江浙满福楼的“逯记东坡肉”相媲美。师生吃得很开心，聊得更开心，直至深夜方归。
1月16日，东吴大学“尾牙”。所谓“尾牙”，即新年聚餐会。“东吴尾牙”，集“吃饭”、“娱乐”、“总结”为一体，突出娱乐，显现喜气，不啻为忙碌了一年的东吴人的嘉年华。吃得好，自然不用说，最令人难忘的是表演节目，都是东吴人的作品，其间穿插开奖，一步一步营造气氛，开大奖时，“尾牙”进入高潮，欢声笑语夹杂尖叫声，把个东吴地下餐厅掀翻了。节目也值得一提，平时文静的黄兆强院长，此时穿上演出服，载歌载舞，一首粤语歌曲唱罢，赢得了满场的喝彩声。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由政治系三位教授仿电视台“名嘴”演出的“东吴大闷锅”，其内容取材于校内外现实，针砭时弊，诙谐有趣，独具一格，获得了更热烈的掌声。
回想这几顿饭，当然“档次”有差距，意义也各异，然豪华渐淡化，丰盛成追忆，唯席间的种种人情最难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