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值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回顾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留学海外知识分子政策,由衷感佩这一政策的正确与高瞻远瞩，而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校友计苏华在中央领导周恩来同志亲自指导下，身体力行参与组织和动员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回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工作，成为党的留学海外知识分子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实践者。
关键词：留学海外知识分子政策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周恩来 计苏华
对于曾经或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而言，在中国人海外留学100多年的历史中，最值得提及和最有纪念意义之一的莫过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报效祖国、振兴中华而大举归国的新中国第一代“海龟”们的归国历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非钱学森等一大批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莫属。
而提及历尽艰难险阻从美国归来的新中国第一代“海龟”们的事迹，首先不得不提及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留学海外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指导及关心下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卓有成效的运作。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立与运作
当中国共产党预见到新中国必将在中华大地诞生之际，便开始着手人才储备工作。早在1944年，周恩来同志与上海医学院地下党负责人计苏华同志就有过一次关于出国留学深造问题的长谈 [1-2] 。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对计苏华同志说：“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而且从现在起就需要注意培养。”临别时，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拉着计苏华同志的手，告诉他应该设法到国外进行深造。1947年，计苏华同志在征得中央同意后自筹经费前往美国留学。
留美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计苏华同志主动联系并且广泛团结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1947年底，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把分散在美国各地学习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并吸纳其中积极分子成立了进步团体“建社”。“建社”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的，意寓“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机构。[3-5]
1949年1月15日，计苏华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集了几位积极分子到自己在芝加哥的住所开会，决定率先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部分会，然后再联络各地留学生，成立全美“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家一致同意将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这一天，定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日子。1949年1月29日，在中国人的传统新春佳节，“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成立，并选举产生了由葛庭燧、丁儆等5位党外积极分子为理事的理事会。接着，1949年6月18-19日，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全美代表大会在匹茨堡召开，宣告“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6]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报效祖国。
无论组织“建社”还是组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工作中，计苏华同志谨记周恩来同志的一贯教诲，尽可能充分发挥党外民主人士及党外积极分子的作用，尽可能多地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意识地将党外积极分子和民主人士推选为理事会成员，而作为党组织成员，则及时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贯穿到工作中去。因此，计苏华同志以即将先期回国为由（于1949年3月参加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工作）[7]，没有在“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任职，但在“建社”和“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与组建期间及其后，计苏华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直接参与组织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向留学生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留学生参观了解美国的科学管理程序和先进设备的应用等活动，增强大家学成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决心和信心。[8]
计苏华同志首先把在美国各地留学的医学工作者团结在自己周围 [9] ，与大家交朋友，其中有心理学家、病理学家、药理学家、儿科专家、神经科专家等。计苏华同志说：“我们要把中国的医院一个个办成世界水平的。……将来不仅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也要为世界人民服务。我们要多出几个中国的白求恩、柯棣华，以德报德，报答国际革命力量对我们中国革命的支援。”在计苏华同志的斡旋与帮助下，许多优秀的医学人才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计苏华同志还广泛团结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各专业、各行各业的中国专家学者，并通过自己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尽可能多地团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动员大家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计苏华同志说：“当新中国在地平线上出现时，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再也不会受官僚买办的肮脏气了。我们要经营自己当家作主的工厂、研究所、医院和大学了。我们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10]
除此以外，计苏华同志还以自己的高尚人品、医学才华和广博学识，赢得了一批外国专家学者朋友，其中包括医学专家、原子能物理专家、高分子剖析专家、机械工程专家等，这些外籍专家教授表达了为新中国医学教育科研工作服务的意愿，在计苏华同志回国之时还捐赠了医学书籍和医疗器械。[11]
在计苏华同志及理事会成员的努力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功动员了不少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专家学者，冲破重重阻挠和封锁，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仅在1950年8月，就有包括钱学森在内的124位中国留美人员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旧金山，踏上归国的旅程。尽管途中有钱学森等6人被分别扣在了美国、马尼拉、日本，但是仍然有118位留学生途径香港成功回到祖国，投身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中。[12]
这118名留学生中，包括了周廷冲（药学毒理学专家）和黄翠芬（微生物病毒学专家）夫妇、邱立崇（口腔科专家）和曾畿生（儿科专家）夫妇、孙炜逊（儿科专家）和梁思懿（社会学专家）夫妇、孙绍谦（病理学专家）和陆敏（妇产科专家）夫妇，以及金荫昌（药理）、潘绍周（内科）等一批医学专家学者；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一大批志在报国的热血青年，如：茅於宽（物理）、孙时中（机械）、涂光炽（地质）、唐孝宣（化学）、邓稼先（物理）、严东生（化工）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不少人成为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13]
此外，还有先期回国的杨克勤夫妇[14]（医学）、华罗庚（数学）、唐敖庆（化学）、朱光亚（物理），以及后来成功归来的钱学森（航天火箭）和蒋英（音乐）夫妇、赵忠尧（原子物理）、罗时钧（航空）、沈善炯（生物化学）等专家学者，无一不是在“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功运作及帮助下，确定并坚定了回国志向，排除各种艰难险阻，纷纷回到祖国怀抱，投身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钱学森的归来
时任“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人的葛庭燧之女葛运培（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一直保存着父亲与钱学森的几封往来信件。这些珍贵的信件让我们得以了解钱学森回国的来龙去脉。[15]
1949年5月的一天，在美国芝加哥的葛庭燧收到清华校友曹日昌的来信。曹日昌同志曾是清华心理学系留英学生，时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系中共地下党员，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
曹日昌同志在信中写道：
庭燧兄：
4月底的信收到。计苏华兄亦会到，计兄已于今日北上。
计兄谈到留美同学的情形与吾工作之努力，不胜钦佩！计兄也许不及给你写信，我和计兄的决定是：凡是你和计兄的朋友，或你们两位知道清楚的同学，要回国的，没有别的关系，都可由兄介绍给我，我转介绍国内安排工作的人。在政治上纯洁，有“一技之长” 的，我们一律欢迎。盼兄长多多鼓励他们回来。
另有一事相托。钱学森先生，想你认识，否则请打听一下。北方局很希望他回来，要我约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讯处，附函请代转交，并请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拜托，拜托。即祝大安！
弟日昌上 五，十五
由于香港是当时海外归国人员必经的中转之地，因此，计苏华同志途经香港回国之际，特别会见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曹日昌同志，希望动员和鼓励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邀请钱学森等专家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精神，希望同为清华校友的曹日昌同志尽快联系钱学森，向其发出正式邀请。
因此，在给葛庭燧的信中，曹日昌同志附上了给钱学森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期待钱学森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邀请。
在致钱学森的信中，曹日昌同志写道：
学森先生：
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学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
近来国内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以尽力襄助解决。
最后，我作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学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招呼一下。
余另叙，候示，即祝研安
弟 曹日昌上 五，十四
葛运培说，收到曹日昌来信后，父亲当即把这封信抄到笔记本上，随后将信转寄给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学森兄：
顷接曹日昌兄由香港来信，附有致兄一信，谨此奉上，请查收。
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
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
尊见如何，尚祈教我，专此，敬请
研安！
弟 葛庭燧谨启 五月二十日
弟拟于下月中旬赴麻省剑桥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届期如兄有暇，当造访请教。又及。）
钱学森在收到葛庭燧来信后，立即着手准备回国事宜，并于1950年8月与一百多位留美中国专家学者以及留学人员一同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遗憾的是还未及离境即被美方扣留。直到1955年，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和交涉下，钱学森才终于回到祖国。
葛庭燧也于1950年回到祖国，先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参加中科院金属研究院筹建，中科院合肥分院的建设并负责筹建固体物理研究所等工作，并与钱学森保持着书信往来，内容多为讨论相关学术问题。这种通过信件的学术交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葛庭燧逝世前夕 [16] 。1979年，葛庭燧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毕生追求，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实现了他对党的承诺：余生交给党安排，在科技现代化的征途上做出更大的贡献。[17]
钱学森，这位当年被美国海军次长认为“至少等于5个师兵力”的留美科学家，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航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软科学家和系统工程学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归国留美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政策之见证与诠释
钱学森等一大批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归国经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见证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卓有成效的运作和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贡献；诠释了计苏华同志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广泛团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并倡导通过自己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之举的深远历史意义。同时，也进一步见证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留学海外人员政策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及其高瞻远瞩。
透过周恩来同志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及海外留学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文中，周恩来同志说： “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1939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8]
在《建设与团结》一文中，周恩来同志指出：“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并说：“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 [20]
在论及统一战线问题时，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 [21]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过，……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要同党外人士合作。” [22] “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 [23] “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 [24]
正是基于上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指导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负责统一战线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特别强调发挥党外人士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分子的作用。周恩来同志曾经以黄炎培为例说：“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他们能够听取并接受我们的意见，这就是进步分子。” [25]
无论是“建社”以及“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组建工作，还是在引导和动员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归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活动中，计苏华同志都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外积极分子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以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成功地在美国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另一方面，让海外留学人员中的党外积极分子“用自己的口气”“ 传达党的指示”，这样做海外广大留学人员的工作，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说服力，工作效果可谓“事半功倍”。在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过程中，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增进了了解，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激发了回国报效振兴中华的热情和积极性。
不仅在“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人事安排上，而且在“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实际工作中，计苏华同志都认真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领导群众，结交朋友。”，并且牢记“（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26]，“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27]。
正是在这种“不感觉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的宽松自主、团结友好的氛围中，葛庭燧、丁儆等5位党外积极分子理事们热情洋溢地工作着，也正是这种热情洋溢的氛围，极大激发了广大留学人员的积极性，为振兴中华而热血沸腾的留美科技工作者们纷纷回到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推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强有力的知识分子生力军和高水平科学技术专家学者队伍。
实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合适人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根据党的指示，计苏华同志参加了两项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的筹备组建工作:除了为引导和动员留美科学工作者归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组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外，另一项工作就是筹备组建“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
之所以选择计苏华同志负责这两项重要的知识分子工作，毫无疑问是由于计苏华同志的人品素质和工作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与计苏华同志家庭背景及个人经历有一定关联。
计苏华同志[28]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著名胸外科专家，老年医学专家，中国老年医学研究开创者。
计苏华祖籍上海浦东（原川沙县）[29] ，1917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苏华”即寓意“苏州中华”之诞生地。在国民政府供职的父亲与幼师毕业的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计苏华自幼聪颖好学，在苏州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计苏华于1935年9月考入上海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满怀报国激情的计苏华课余忙碌在救死扶伤的伤兵医院,还去中法公学民众学校为工农学生授课及宣传抗日。此后,参加龚普生及龚澎（龚普生为龚澎胞姐，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龚澎时任周恩来秘书，杰出的女外交家）等一批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旅沪同学会活动,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
1938年9月由龚普生同志介绍，计苏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30]。此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上海医学院地下党第一任支部书记。
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2年至1945年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华山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46年任上海中山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
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林氏医院留学深造；1948年9月国际外科学会授予其外科博士学位，并作为博士后，参与相关医学研究工作。
计苏华同志人格品德高尚，为人处事低调，加之学业优异，专业技术拔尖，因此，在熟悉他的党内外知识分子中有口皆碑，颇有威望。此外，计苏华同志的丈人史久光先生（1885-1962），也是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党外进步分子”之一。这也是做党外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工作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条件因素。
史久光先生[31]曾留学日本、德国，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奉国民革命政府之命赴德国、法国、比利时考察，并出访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及非洲，回国后奉令组建要塞炮兵学校于南京汤山，并出任校长。中将军衔。抗战胜利后，看到国共合作破裂，深忧兄弟相残，民不能生息，即退役寓居于上海，在上海师范学院任国文教授。1949年离沪赴台继续教育事业，在台北任考试院参事直至1962年逝世，享年78岁。
由此可见，计苏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绝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因为忧国忧民，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振兴中华。因此，在为党工作中，善于团结同志，善于和各种人士交朋友，无私无畏，殚精竭力。正因为如此，计苏华同志被周恩来同志视为承担筹备组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两项重要知识分子工作的最合适人选。
继1947年至1949年留美期间，根据中共中央领导指示，成功组建“建社”和“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之后，1949年3月，计苏华同志回到祖国，又圆满地完成了组建“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工作。自1952年起，从事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任卫生部北京医院副院长，卫生部中央保健局副局长兼北京医院副院长，对中国老年医学的发展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疗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 ※※ ※
在2013年10月21日举行的中国欧美同学会暨海外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32]：“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我们热诚欢迎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做爱国主义的坚守者和传播者，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志向，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党和国家尊重广大留学人员的选择，回国工作，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留在海外，我们支持通过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大家都要牢记，无论身在何处，你们都是中华儿女的一分子，祖国和人民始终惦记着你们，祖国永远是你们温暖的精神家园。”
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海外留学知识分子政策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取得更多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与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1] 史济招.周总理称赞他是“党内知识分子的样子” [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33-35.
[2] 穆静.海棠赋[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1-102.
[3] 曾畿生.拳拳赤子心[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8-109.
[4] 茅於宽.忆和计苏华在美留学的日子[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10-112.
[5] 黄翠芬.我们参加革命的领路人[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14-116.
[6] 段异兵.留美科协回国会员名考[J]. 中国科技史料, 2000,(21)1:14.
[7] 史济招.周总理称赞他是“党内知识分子的样子” [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35-36.
[8] 曾畿生.拳拳赤子心[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9.
[9] 薛葆鼎.一片丹心为革命[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8-39.
[10] 同9
[11] 同9
[12] 同3
[13] 同3，6
[14] 杨克勤.记苏华二三事[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07-108.
[15] 网友悼念钱学森:中国人因你挺直脊梁[Z].http：//kwb999.blog.china.com，2009-11-01
[16] 同15
[17] 葛庭燧[Z].baike.baidu.com，2013-12-13
[18]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A].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1-162
[19] 周恩来.建设与团结[A].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
[20] 同19.27-28
[21]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A].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7
[22] 周恩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A].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26
[23] 同22.327
[24] 同22.329
[25] 周恩来.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A].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2
[26] 周恩来.怎样做一个好领导[A].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1
[27] 同26.132
[28] 吴合,陈一鸣.不朽的一生[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14.
[29] 计燕华.我们的家庭和大哥计苏华[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35.
[30] 侯忠澍,钱存学.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访龚普生大姐[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纪念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6-17.
[31] 江浙联军名将——史久光参谋长(中将)[Z].http://www.16lvye.cn,凤凰网,凤凰博报,2009-09-29（归档在 辛亥革命江浙联军名将录）
[32] 习近平:使留学人员回国有用武之地 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Z].http://news.xinhuanet.com，新华网北京，2013-10-21电.
[33]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章程[J].中国科技史料,2000,(21)1:92-94.
[34]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录[J]. 中国科技史料, 2000,(21)1:2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