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大量中华典籍流传海外，同时，在中国以外，也有不少用汉语书写的书籍问世。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些飘零域外的域外汉籍，正经过学者们之手，以新的印刷形式，或回归故里，或引入中国。
日前，记者了解到，山东大学正在推进重大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与传播工程”（以下简称“合璧工程”），力图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整合全球汉籍资源，实现分批出版、完成数字化，并展开汉学研究。这一工程，在国内纷纷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机构的背景下，无疑又为域外汉籍的研究整理添加了有生力量。
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
近年来，随着学术条件的提高和学术视野的开阔，我国学者不断将目光投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各国所藏的汉文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是涉足域外汉籍研究较早、成绩颇丰的学者，在他看来，域外汉籍分为两类，其一为中国本汉籍，即中国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流传到海外的，由中国人撰写、抄录、刊刻的汉籍；其二则是域外人士在中国本汉籍的基础上翻刻、抄录或注释的汉籍，也包括域外学人用汉字撰写的著述。
“经我们初步统计，可知全球汉籍现存二十六七万种。”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郑杰文介绍说，其中，我国大陆地区馆藏16.3万余种，港澳台地区约3.7万种；海外散存汉籍6万多种。对于开展合璧工程的意义，郑杰文说，“这不仅可以为全球汉学界提供系统的研究资料，呈现相对完整的中华文化形态，而且可以推动汉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在孙晓看来，域外汉籍的广泛存在，体现了汉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过程，也显示出各国在有选择的基础上长期吸收、改造汉文化并使之符合本民族需求的文化接受过程。“我们提出‘汉籍之路’概念的意义即在于此。”孙晓说。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为学界提出许多新鲜的学术话题，形成了新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念，从而可引导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的产生。
薪火相传的寻访之路
从晚清民国开始，中国学人就踏上了薪火相传的寻访域外汉籍之路。
进入21世纪，访书活动日趋频繁。孙晓介绍说，一批又一批学者奔赴韩国、日本、越南以及欧美各国的各类收藏机构访求汉籍善本，创作了许多访书记录和书目书志，为域外汉籍的追踪和整理留下了可供按图索骥的宝贵线索，如陈先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等都成为典范。
如今汉籍回归的呼声日益高涨，学界已进行过多次将域外汉籍复制回本土加以整合再版的努力和尝试。国家对这项文化事业也给予了极大支持。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是写入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的八大项目之一。孙晓介绍说，该项目按经、史、子、集、丛分类编纂，每年分辑出版，计划推出800本，近3000种国内图书馆不藏或极为稀见的域外珍本。现在已出版四辑619本，全部工作将在今年8月结束。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展开系统研究，多所域外汉籍研究机构纷纷挂牌成立。不同学术机构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域外汉籍研究较为偏重历史史料的整理；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团队，比较偏重文学类的文献，对韩国文集的研究较为深入；还有一些学者则比较偏重对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等。
域外汉籍数字化回归任重道远
郑杰文介绍说，由合璧工程计划组织编修的《全球汉籍合璧》，包括合编《全球汉籍联合目录》；甄选珍善之本，利用现代技术加以复制，最终编修成规模6倍于清代“四库全书”的数字化大型汉籍丛书——《全球汉籍合璧》，并分批影印出版。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虽然已接近尾声，“除《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中囊括的域外珍本外，其他大多数域外汉籍会通过数字化方式服务于读者。”孙晓介绍说，“域外汉籍电子文库”项目完成后，将与“中国基本古籍库”并列，成为汉文古籍的两大基本数据库。
郑杰文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也不断辗转于世界各国汉籍藏馆。他告诉记者，《全球汉籍合璧》参与研究者已在前期准备中摸清全球汉籍馆藏的整体情况，并综合考察每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遴选制订拟印书目。
此外，域外汉籍整合、研究的困难也是被访者提及较多的话题。如郑杰文提出，国际合作的汉籍回归整理与整合工作应强化统一的规划协调，否则会因为研究力量的分散、薄弱，难以长久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